这些年，各地各级工会组织为了农民工兄弟回家过年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心血的奉献。如果说，我们今后还要做得更多，或是鼓励农民工兄弟就地过年，或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为他们创造把亲人接来过年的条件，保障每个人过年时享有一场团圆的盛宴。

辛丑年春节，“就地过年”成为“时尚”，有关的话题、举措、场景、感悟和统计数据成为各级各类媒体关注的焦点。疫情之下，“就地过年”对病毒的有效阻隔和各方“留人留心”的温暖举措得到了应有的肯定、赞许，但有人就此断言“就地过年”将成为一种新的春节度假模式。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回家过年，亲人团聚，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过年自然离不开吃喝、穿戴，为的是给困苦的日子增添些许新意、喜气，给来年的生活带来希望、憧憬。如今，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了，就吃喝、穿戴而言，可以说“天天都在过年”，在这样的时代，春节回家实现亲人团聚的意义远远大于物质享受。“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讲究的就是那份亲情、那种慰藉。亲人团聚的精神享受，是任何物质都替代不了的。

今年为什么要“就地过年”？是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是“不得已”，是一种非常状态下的紧急动员模式，何以就可断言为新的模式了呢？过年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度假，不能简单类比。

有人以线上消费额的猛增来论证“就地过年”带来的变化和体验，是从纯粹的物质消费角度看问题，却有意无意地避开了“亲人团聚”这个精神需求的话题，而后者恰恰是过年最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消费只是过年的“副产品”，即使没有春节，线上也好，线下也罢，消费额的增长都不是什么大新闻，更不能成为“就地过年成为新模式”的依据。

有人以“反向探亲团聚”来论证“就地过年”将成为趋势，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疫情防控形势下，号召人们“就地过年”，是为了减少人员流动避免疫情传播风险，而“反向探亲团聚”则是春节特定时段人员流动的另一种形态。如果说，在没有疫情的条件下，“反向探亲团聚”成为过年的一种选择，这没有疑义，但与我们现在说的“就地过年”不是一回事，没有必然的逻辑论证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一系列变化是无可回避的现实，如何认识与适应变化，还需要我们沉淀一下，探索思考，谁也不能轻言如何如何。从长远看，在疫情消失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进步，传统的过年模式如果发生改变，也并不奇怪。但春节历经千年，每年此时依然让“团聚”的企盼深深萦绕在亿万中国人的心间，年夜与家人团聚互诉衷肠，蕴含着中国人事亲尽孝、重视家庭的价值选择，这些通过春节沉淀下来的民族文化心理和价值密码，犹如深植于我们内心的精神密码，让我们获得文化的归属和心灵的安顿。因此，如果没有疫情，我们讨论“就地过年”新模式，应该把“亲人团聚”的精神需求放在第一位，探讨如何进行满足，这才是我们各方面应该予以关注和讨论解决的关键问题。

如今，散布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的“游子”数以亿计，其中更以农民工为主体，他们成年累月漂泊在外，老人、孩子留在家乡，逢年过节回家团聚几乎是他们享有亲情的有限机缘。当疫情远去时，我们要做的，是应该千方百计为他们回家过年创造条件。这些年，各地各级工会组织为了农民工兄弟回家过年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心血的奉献。如果说，我们今后还要做得更多，或是鼓励农民工兄弟就地过年，或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为他们创造把亲人接来过年的条件，保障每个人过年时享有一场团圆的盛宴，真正实现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

□张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