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育龄妇女视生育为“甜蜜负担”，折射了生育假成本负担没能平衡兼顾各方利益诉求的本质。对此，政府应在科学测算生育、养育、教育等成本的基础上，合理划分政府、社会、单位、家庭的生育假成本分担比例。

生育假期延长会不会抬高女性就业的“隐性门槛”，成为她们的“甜蜜负担”？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围绕如何在提高女性生育意愿、保护她们职场权益等问题，就完善生育政策提出建议，呼吁建立生育假成本分担机制。（3月8日《工人日报》）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比上年末仅增加48万人，出生率为7.52‰，自然增长率为0.34‰，创历年新低。面对多数育龄妇女担忧就业歧视而生育意愿不高的现实，在共商国是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呼吁建立生育假成本分担机制，击中了当前人口生育配套政策不完善的“痛点”，无疑为提高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另辟了问题解决的蹊径。

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既与生育观念的转变有关，更有职场上育龄妇女对生育产生的就业歧视担忧密切相连。2021年8月三孩政策出台后，各地为解决职场育龄妇女生育假保障不足的隐忧，相继启动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工作，密集出台有关延长生育假的具体措施，不少地方的生育假大幅延长至90天，甚至1年。但尽管如此，职场上的育龄妇女仍不敢生、不愿生。

众所周知，职场上的育龄妇女生育小孩，无一例外地需要请生育假，不可避免地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企业即使在已有政策硬性约束的情况下，也对生育假的严格执行想方设法打折扣，并为了一劳永逸减少女性员工在生育假方面的成本开支，还会设置各种隐性门槛，尽量少聘或不聘女性员工，致使生育小孩成为不少女性员工的“甜蜜负担”。

企业为减少女性员工生育假的成本负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不执行相关规定，虽然有利益博弈的考量，但也与现行生育假的成本负担不尽完全合理有关。目前，我国很多保护育龄、产龄、怀孕女性的法律、政策，其成本大部分是由企业来承担，由此导致企业接纳育龄和产龄女性入职的意愿不断降低。因此，要切实解决企业在鼓励女性员工生育方面动能不足的问题，合理分担生育假的成本，也就成了最为关键的一环。

从法理逻辑上讲，企业承担女性员工的生育假成本，尽管是其应尽的法定义务，但这只是企业应承担的一小部分负担。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公平原则，企业承担女性员工生育假的成本负担后，有权获得合理补偿。否则，不仅会导致企业对生育假的执行“打折扣”，也会导致“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不公平负面效应出现，让企业千方百计地不录用、或想办法辞退育龄女性有了内生动力。在生育假有可能让自身遭遇就业隐性门槛、且个体家庭生育成本又难以独自承担的情形下，职场上的育龄妇女必然视生育为“甜蜜负担”，生育意愿自然也就越来越低。

人口发展既是关乎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又关乎到每家每户的“小幸福”。职场育龄妇女视生育为“甜蜜负担”，折射了生育假成本负担没能平衡兼顾各方利益诉求的本质。对此，政府应在科学测算生育、养育、教育等成本的基础上，合理划分政府、社会、单位、家庭的生育假成本分担比例，从而以政府主体、家庭主责、各部门统筹、全社会支持协同配合的生育假成本负担机制，让职场育龄妇女不再视生育为“甜蜜负担”。

□张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