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只活了57岁，但却深刻地感受到了新旧社会的不同。他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员，但却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了价值，在危难时刻彰显了力量。父亲没什么文化，但却是我心中的老师，我身边的榜样。

父亲叫王贵存，1929年出生在延庆县康庄乡太平庄村。3岁那年，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为了生存下去，母亲带着他改嫁。过了几年，他的继父和母亲又生了三个孩子，一家六口住在不足10平方米的土坯房里，勉强度日。父亲16岁那年，他的继父和母亲相继去世，那时他最小的弟弟才6岁。也就是从那年起，他不得不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既当爹又当娘。

1948年，父亲在地里干农活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由于惦记家里的三个弟弟，更不满国民党军阀式的统治，父亲找机会逃跑了。几年的内战，父亲看透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做梦都想有一个新社会。东躲西藏过了一年多，终于等到了北京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弟兄四人分到两间东配房和15亩地，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

日子安顿下来后，父亲报名参了军。旧社会没钱读书，在部队终于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对此，他格外珍惜。在站岗时，他把同音字提前写在手背上增加记忆。站流动岗时，他就边走路边写字。一次下雪，换岗的人惊奇地发现地上有不规则的“汪、王、往、望”几个大字，此事一时在连队里广为流传。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他成了连里的学习标兵，学习也成为了他一辈子认准的事。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十分重视孩子们的学习，常说，“只要你们肯学，哪怕卖房卖地也供你们上学。有了文化，才能为国家多做贡献。”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和妹妹都考上了大学，总算没辜负爸爸的一片心意。

1951年的一天，父亲在晚上站岗值班时，突遇洪水，为了不让国家财产受损失，他冒着生命危险带头搬运武器弹药，因此受到部队表彰，荣立“舍身抢救国家财产”三等功。经过个人的努力和组织的培养，在部队，父亲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每当提起入党宣誓的情景，他都显得那么认真。他说，是党给他分了房子和地，使他有了一个新家，他要永远跟着党。作为一名党员，就是要在危难时刻冲出来。

在父亲看来，别人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他常说：“再大的困难，帮忙的人多了，也能克服。都是穷人，互相帮一下，困难就渡过去了。当年从国民党军队跑出来，要不是邻村韩大妈冒着危险把我藏在柴禾垛里，我可能早就没命了。咱要感恩，要回报社会。”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资源还很匮乏，吃的用的都少，有些物品只有城里才能勉强买到。有一年冬天，街坊李大爷病了，和父亲磨叨想吃西瓜。如果是现在不是什么难事，可在那时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父亲趁着倒休，转了大半个北京城才在东单菜市场买到。李大爷吃到西瓜时，还以为是在做梦。那时村里穷，人们买不起黄胶鞋。父亲就去城里的信托门市部买旧的轮胎鞋底拿回家。街坊邻居这个选一副，那个捡一双，解决了乡亲们的做鞋问题，以至好长一段时间，村里人都叫他“鞋底大哥”。

1986年10月，我大学毕业了，准备给退休在家的父亲买电视，让他好好享福。可还没等我发第一个月的工资，父亲的脑血栓犯了，没来得及送医院人就不行了。一年后我买了电视机，可父亲再也看不上了。

父亲一生没有惊人的事迹，但我依然认为父亲是我人生的老师，身边的榜样。2006年，我也像父亲一样加入了党组织，在平凡岗位上发挥着一名共产党员的作用。

岁月流逝，弹指算来，我已工作了35年。我很欣慰，这些年来，我没有愧对父亲的教诲。

□王艳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