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难”是多种因素叠加交织的结果。这就要求在治理过程中，必须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兵突进思维窠臼，坚持同频共振，从源头把脉、中游掌控、末端追责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地构建起市场主体自律、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协同监督、司法联合惩处的制度治理体系。

岁末年初，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备受关注。来自河南、湖北的200余位农民工2016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一建筑工地务工，至今工资未结清。日前，部分农民工前去讨薪，却遭遇踢皮球。记者调查发现，该建筑工程无证建设长达5年，有关部门监管不严给欠薪埋下祸根，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根治农民工欠薪强制手段落实不到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政策“最后一公里”尚需落实到位。（1月7日 《新华每日电讯》）

短短5年，对于多数人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这200余位走上漫漫讨薪路的农民工，则是一场输不起的痛苦博弈。在这起普通的薪酬纠纷中，涉事有关部门监管乏力、相互推诿踢皮球的不作为，无疑对200余位农民工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负有督导职责的相关部门应在严肃追责方面“打破砂锅问到底”，并切实做好善后工作，给5年未领到薪酬的农民工一个交待。

农民工“讨薪难”问题，一直是令人辛酸的话题。尽管有关方面对此一直不遗余力地予以治理，但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甚至在不少地方还陷入了农民工“年年干活年年欠、年年欠薪年年讨”的怪圈。鉴于此，在高度重视和解决农民工“讨薪难”个案的同时，还应秉承“急在治标、重在治本”的治理思维，着力构建起更为有效的长效机制，才能守住“劳有所得”的底线。

农民工“讨薪难”问题的形成，个中缘由较为复杂。从法律层面来看，当前恶意欠薪的违法成本较低，是导致农民工“讨薪难”蔓延的一个重要诱因。虽然我国《刑法》已设置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但由于劳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客观存在梗阻，再加上部分规定不甚明确，一些涉嫌犯罪的案件只能止于行政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法打击恶意欠薪犯罪的效果，无形中助长了一些恶意欠薪者的侥幸心理。而与违法成本低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农民工维权却要付出难以承受之重的时间、精力、财力等高成本。

同时，农民工法治观念的弱化，也加剧了“讨薪难”的蔓延。此前，曾有调查显示，农民工与用工方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高达95%。劳动合同的不签订，除了增加农民工维权的难度外，还直接催生了农民工以极端方式讨薪个案的多发，让农民工陷入由依法讨薪走向违法讨薪的被动局面，造成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工程建筑、加工制造等农民工欠薪问题比较集中的行业，层层转包项目、层层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普遍存在，而相关部门对用工单位的企业信誉、经营状况、劳动法律法规的执行、农民工薪酬“保证金”的运转情况等又缺乏全方位的有效监管，农民工权利被悬置自然在所难免。

可见，农民工“讨薪难”是多种因素叠加交织的结果。这就要求在治理过程中，必须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兵突进思维窠臼，坚持同频共振，从源头把脉、中游掌控、末端追责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地构建起市场主体自律、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协同监督、司法联合惩处的制度治理体系。如此，才能以各方的同频共振形成治理合力，确保农民工“讨薪难”的治理实现标本兼治最大公约数；让农民工带着希望和梦想来到城市、带着笑容和尊严回到乡村，亦才真正可期。

□张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