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最后一个工作日，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生减负措施》，从政府、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等多方面作出明确规定30条。有媒体回顾，自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国家层面以专门文件方式发布的“减负令”不下10道。此次又称“重磅文件”，让人有话要说。

治理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如此三令五申，波折反复却久治不愈，说明什么？说明问题根深蒂固。要根治，既要多方合力，也要挖挖根源。

30条规定涉及四个方面，哪个更关键？有人说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是“罪魁祸首”，有人说家长望子成龙增加了孩子负担，有人说培训机构“雪上加霜”，窃以为，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导向、考评制度才是前述三方“层层加码”的根源。试想，如果地方政府不给教育部门和学校下达升学指标，不把升学率与学校考核、绩效奖励挂钩，学校就不必把压力传递给老师、学生，家长也不必再逼着孩子参加校外培训，培训机构也就没了“生意”，学生减负还那么困难吗？

在这点上，中央站位高远，看得更清楚。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这次的30条，也对地方政府明确下达了“禁令”，再不采取行动，真该“打板子”了。

“有什么样的考试评价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这话虽然不大全面，但却有道理。毕竟，学校、家长、培训机构都在围着“制度”转。

最后敦请各类媒体：炒作考试成绩排名和升学率，宣传“高考状元”“抢跑文化”“超前教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孩子减负，请自律。

□一刀（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