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不仅学问渊博，而且一生著述丰厚，但颇令人遗憾的是，却没留下一本有关中国文学史的专著。好在他的学生叶龙将钱穆生前讲述文学史的笔记，一直珍藏至今，并整理出闪耀着钱穆智慧光华的《中国文学史》力作。

同为江浙人的叶龙，熟悉钱穆的无锡国语，又学过速记，加之在听钱穆课时，所做笔记极为认真详实，总是力求不遗漏一个字。这为校订和整理钱穆的讲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钱穆流落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亚书院，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在新亚书院，钱先生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成的体系。”但因乱世流离加之校务冗忙，讲稿并未能整理成书。值得庆幸的是，叶龙保存了当时所记的笔记，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

和其他文学史更注重严谨不同，钱穆评价名家往往是个性十足，有着他独到的见解。比如，他评价孔子，既精准到位，又幽默风趣，赞誉他为“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他点评历代文人，也往往把文人墨客的个性与当时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比如，他评述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属于下层社会。不仅如此，钱穆还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

对唐代韩愈的赞誉，钱穆的见解同样令人耳目一新。他说：“退之之文变化无穷。”他认为，韩愈所创的“赠序”散文，显然是以诗为文，其文章可称为散文诗，是纯文学的，文中的情味，非议论，亦非奏议、碑志，是无韵的散文诗，是韩愈独创的诗体散文，是抒情文。钱穆由此分析说，散文在中国纯文学中地位崇高，其功当首推韩愈。

钱穆对于《红楼梦》的评价，则大胆而新奇，显示出他独特的治学思考。首先，他充分肯定了曹雪芹在行文落笔时“描写十分细腻”，但对他苦心孤诣状态下创作出来的《红楼梦》，却表示了质疑。钱穆认为《红楼梦》“仅描写当时满洲人家庭之腐败堕落，有感慨，无寄托。”据此，钱穆亮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他认为，《红楼梦》“是闭门写作的”“是规规矩矩的”“事情少，是文胜于事”，并认为其成就不如《水浒传》。

谈及鲁迅，钱穆的看法，更令人称奇。他说：“鲁迅骂人的文章，对青年人的影响很大……其《呐喊》集中的小说写得很好，中国近数十年来一直搞纯文学的，可说只有鲁迅一人。”即便是对《呐喊》的赞许，钱穆的着眼点也颇与众不同，他认为鲁迅最好的文章是他的小品。“像他的《呐喊》之类，和西方小说不同，还是中国小品文传统。”

《中国文学史》烙上了钱穆鲜明的人文个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在我看来，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他不欣赏思想上大一统或追求发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欢钱穆这样“自作主张”的文学史。在学界看来，该书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好处恰恰在于它活泼、亲切，可以作为导读、助读，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

□刘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