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末，哥哥入伍，而书信往来是那个年代最重要的信息渠道，我家便与邮递员有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缘。

邮递员是一个30岁左右的人，他叫杨光明。白净的脸庞，宽阔的前额，中等的身材，一说话就露出笑容，很和蔼的样子。身着邮电绿，骑着邮电车，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很高大的人。

如果有我家的信件，他便把自行车停在门口，甜甜地喊一声：“大娘，来信了！”未进门，先闻声。母亲便放下手中的活赶忙迎接，一边接信一边让他到屋里喝水，他喝着水和母亲聊些家常。当他得知父母不识字，我们姊妹还小，读信写信还要找本村的私塾先生时，他对母亲说：“如果您不介意，那以后我就做您的读信写信人。”母亲很是感激。

从那以后，他成了我们家中的一员，如果哥哥长时间没来信，他也牵念着，并给父母分析大概是什么原因，宽慰父母不要着急，让他们放心。有时候哥哥寄来了包裹，也不用父亲徒步到10里地外的邮局去取，他送信时一块带来，省却了我家很多的麻烦。

要给哥哥写信了，他便利用下村送信的工夫，边听母亲口述边执笔记录，当然，那笔和纸都是他带来的。有时候母亲口述不周全的，他再补充上。草记下来之后，晚上回家打夜班整理，第二天来村里送信时再读给母亲听，哪里还需要补充，就添进去，然后，再替家人带到邮局发出去。

有这么一个勤快善良的人，母亲真是打心眼里高兴，逢人就赞，见人就夸。母亲总是嘱咐他下村送信时，先去邻村送，中午的时候来我们村，顺便吃午饭。他答应着，但很少这样做。偶尔推辞不过吃顿饭，他还觉得有亏欠，再一次来，必定要从家中带点茶叶、花生等东西。母亲也是个不欠人情的人，于是，也隔三差五地把自己不舍得用的红白糖什么的给他点，让他贴补家用。

他为人朴实，有学问，知道的事情多，家里遇到闹心事解不开也愿意告诉他，他会帮着分析打谱。那年二姐结婚，手头紧，父母本不想给二姐置办嫁妆就嫁过去，可是，他知道后说：“结婚是人生大事，不能这样没有体面地让妹妹走出家门。”于是，他掏出50元钱，母亲拗不过，最后，为二姐置办了箱子、椅子等嫁妆。我想，在哥哥离开家当兵的日子里，父母没有感到多么寂寞，生活还那么顺溜，应该是他的功劳。

1976年二哥也入伍当兵，有一天他送来了一个大包裹，母亲敞开一看，是二哥在部队用过的生活用品，里面还夹着一封简短的信。他忙拆开读信，大致是，部队要执行一次任务，可能很长时间不能回信，让父母放心。

接到这封信后，母亲开始胡思乱想，心中像坠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坐卧不宁。没多久，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母亲清楚了二哥说执行任务的意思，更加担心二哥的生命安全，食之无味，寝之难安。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他有空就来我家，帮着干活，开导父母，并把战事的最新消息告诉父母，让父母多了些依靠多了些宽心。

一个大雨瓢泼的夜晚，我们都已睡下，突然母亲听到了敲门声，急忙起来开门，原来是他，一个落汤鸡的他，这么个天气怎么来了？母亲的心瞬时提到了嗓子眼儿。进屋后他才说，快要下班时，收到了二弟的一封家信，一看是二弟写的封皮，肯定是好事。他擦了擦手，打开那封已潮湿的信，母亲仍惴惴不安，心在怦怦地跳。当他读完的时候，母亲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那封信就是战事结束后，二哥向家中报平安的第一封信，为了这封信，也是为了让父母睡个好觉，他在泥泞的路上艰难地走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他调到了另一个公社做投递员，但是彼此的联系、关心并没有间断，那一身的邮电绿永远披拂在我的心中。他的口碑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给人送去阳光，送去光明！

□冯天军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