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王维章、龙秀英夫妇。公墓里青草茵茵，树木参天，微风拂来，草木低垂。我在公墓墙上找到王维章夫妇的墓室，看着那熟悉的照片，不禁脱口而出：“维章战友，我来看您了……”话出口，已泣不成声，情感涌上心头，往事历历在目。

维章战友出生在鲁西一个贫农家庭，1942年，15岁的他参加了八路军。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二野二纵担任过卫生班长、排长。1946年，我在团里当卫生员，和维章战友还未谋面，就听战友们夸他战斗勇敢之事。后来他是我的班长，使我感受到他的工作热情和顽强的工作作风。他长我六岁，我们朝夕相处，情同手足，自此拉开了长达50多年战友情怀的帷幕。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是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主力部队围追堵截，欲一举歼灭。我们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形势非常险急。部队通过黄泛区时，几十里荒无人烟，茫茫一片沼泽地，马匹和重武器都难以过去，人员稍不小心就陷入泥滩，有灭顶之灾。白天烈日当头，要顶着敌机轰炸，边走边停。当时我岁数小，体力不支，多亏班长在全班开展互助号召，并身先士卒，帮我背米袋背包，危险地带还手拉手地助我行军，使我们全班平安度过了黄泛区。以后，我在他领导下，又相继完成到敌占区为我部队伤员治疗任务、往淮北送百匹军马的任务，全班没有伤亡。

1947年夏天，他所在的营担任羊山战斗的主攻。战场硝烟弥漫、炮声震天，战斗呈白热化，两军战势呈拉锯状。全营伤亡过半，营部只剩营长和他两人，他像出山猛虎般端起冲锋枪扫射敌军。机智果敢地掩护营长安全撤离，完成了抢救伤员的任务。那次战斗后，维章战友立了大功。

1949年解放安庆后，他被选调二野刘伯承司令员处当警卫员。我们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开始了几十年的书信来往。1954年，我转业到黄骅中捷农场，维章战友调北京公安学院学习，后到中联部工作。时光的推移，使我们的友谊未疏反密，联系更为频繁。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在农场的生活非常窘迫，主副食和青菜都缺乏，爱人又怀了孕，真是难上加难。维章两口子得知后，把自家有限的供给节省下来给我们，还想方设法给我们寄奶粉、饼干和白糖等食品，单位食堂分了点黄羊肉，也送给我们。这些食品在当时犹如雪中送炭，让我们感激涕零。爱人临产时，维章两口子又不嫌麻烦、不计报酬地把我爱人接到北京联系住院生孩子，产后，他们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精心照料。我们请维章两口子给儿子起名，他起了“友京”。即：战友在北京。一个名字寄托无限情怀，使我们终生难忘。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是各种情感的交汇点。我从17岁参加解放军，参加了定陶、陇海、黄庄等战斗，又随大军强渡黄河、穿越鲁西、豫北，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的百次战斗，在解放战争时期，跋山涉水数万里，战斗征程十余省；解放后，我转业到地方，现今已进耄耋之年。斗转星移，往事如烟，每逢清明，格外思念那些战争年代牺牲的战友，和平时期故去的同事，尤以对维章的怀念最甚。

斯人已逝，友情长存。一晃，维章已经离开我们11个年头了。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更替，都冲淡不了我对维章的怀念。

□钱毓增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