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高考结束后，被父母强行推出了责任田。父亲接下来的话在我意料之外，他打算送我去附近的医用器材厂打零工，理由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万一考上了大学，学费生活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第二天，父亲领着我进了车间，把我带到了车间主任面前后扭头便走了。车间主任喊来一位姓丁的代班，让我跟着她干。丁代班瞅了我几眼，面无表情地递给我一个塑料篮子，让我去一旁的桌子上取料，取完回到座位上。

我们这一班有30位职工，全围坐在一张大案桌干活。我刚开始干，和老职工没法比，虽然我一上午不停地在干，但才挣了两块钱，手指头还被针头扎出了血。我明显感觉到丁代班看我时嘴角露出的一丝蔑视，同事中也有嘲笑的声音传入我耳朵。

中午回家吃完饭，我向父母宣布再也不去上班了。然而，父亲严肃地说，不干不行，怎么也得干上一个月……当我好不容易干成了熟练工，在同事中还发展了几个死党，丁代班对我的态度也柔和了许多之时，父亲又给我找了工作，让我帮邻居看摊卖衣服。邻居从事服装批发生意，父亲告诉人家，不需要支付我工资，让我学点儿生意经即可。此后，我每天一早5点就得骑着自行车赶到批发市场，帮邻居出摊、摆货、卖货、送货，偶尔还跟着邻居的婶子去外地进货。

临上大学前，父母商量后决定，让我自己去大学报到。临行前那天晚上，父母和往常一样，气定神闲地吃饭闲聊，一点儿离别的担心都没有。多年后，我问起这事时，母亲才说出了答案：原来高考完父母就故意把我推向了社会。经过两个多月的闯荡，发现我不是书呆子，适应能力超强。母亲说，我外出千里读书，她不再担心了。父亲笑着说，咱家姑娘，要是路上遇到骗子了，谁骗谁还不一定呢。

□马海霞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