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我家的三次婚宴，像激昂的变奏曲，热闹始终，旋律不同。

三叔娶亲是在1970年4月，那天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正好开口唱起《东方红》。村邻直夸三叔的婚日喜庆，可我们小孩子却只记得婚宴的饭菜好吃。

为了备办三叔的婚宴，奶奶早就淘晒了小麦，组织家人推磨碾面。爷爷挥动头劈木柴，父亲则让我帮他搓细红麻绳子，给三叔编织婚床上铺的箔子。这些还都只是婚前的工作。三叔的喜日如期登陆在线，爷爷请来厨子，然后族中大人向庄里东家借碗、西家借竹筷和酒盅子，小孩们则帮助找桌子、搬板凳，婚宴终于在千呼万唤中闪亮登场。那年月婚宴最有看点的是堂屋里坐的大宾席。那里气氛严肃，宾主举止彬彬，桌上摆着婚宴的最高规格：八大碗菜，光肉片子就有五碗。油晃晃、金灿灿的“碗头”（即大块的油炸肉）特别诱人涎水。席间，宾客们都想吃一块“碗头”，可大家都互相让着，谁也不愿第一个下筷子。散席后，宾客每人都分得两个带红点的好面蒸馍和两块“碗头”带回家去，各家的孩子早就抻长了脖子翘首期待大人们不舍得吃下的吃食。那年我8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结婚了。娶的虽是干部家的千金，可婚礼却在农村举行，婚宴设在老家的简陋平房里。那时父亲已把户主“禅让”给了我，我对婚宴进行了大胆改革，蒸馍让红点子退居二线，粗陋的大碗下了岗，酒盅换成玻璃盏。厨子尚需请，桌子板凳还得外借。制作婚宴的灶锅也不像三叔结婚时那样局促在厨房里，而是按照父亲的开放政策，把锅灶“开放”到门外的场地上。婚宴的档次提高了20个百分点：四个凉菜，十二盘热菜，外加荤素两盆汤。

去年我儿子结婚，婚宴依然设在老家。楼前水泥地敞而亮，婚宴的桌数是一道复杂的算术题：三叔婚宴和我婚宴桌数总和的2倍。儿子的婚日宾客虽多，场面虽大，可我的家人和族众却都很清闲，因为婚宴的一切全有“包桌社”承包了。这样的婚宴模式已在农村实验了数年，正能量看涨。“包桌社”的两辆“中卡”拉来了儿子的婚宴用具：一切皆大团圆，圆桌子、圆凳子，圆盘子、圆汤盆、圆蒸屉、圆炒锅，通红的炉火被鼓风机吹得溜溜圆。婚宴被“包桌社”老板安排得井井有条，服务生平持托盘穿梭于婚宴间，规矩大方，板眼分明。整场婚宴像一部电视连续剧，节奏明快、有张有弛，无需东家操心。

再看我，一个上午只顾想着别人的吃喝，自己的肚子瘪得贴后心，也不曾进一口水，客人散去，我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闫孔喜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