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8日，高中毕业后的父亲花了5分钱将户口过到新疆，从家乡坐火车到吐鲁番，又从吐鲁番坐了4天4夜的解放牌大卡车，终于到达新疆阿克苏阿瓦提丰收三场，成为家乡第一批“支援新疆建设知识青年”的一分子。当年的解放牌大卡车上分4排坐着32个知识青年，命运将一个大眼睛姑娘安排到了父亲的对面，“我们面对面坐着”，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父亲和母亲正式恋爱是5年之后的1970年，恋爱的方式是两人共同养了一条叫“呆子”的狗。那时父亲在农场里放羊，属于“半自由”职业者，而母亲所住的“地窝子”刚好在河的对岸。每次母亲到河边洗衣服，父亲就在这边看着。农场里一度闹“阶级斗争”，父亲被列为批斗对象，大嫂们都来劝母亲：“那个‘地主羔子’有什么好的，我们给你介绍一个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母亲只是一笑，她把“悄悄话”写成小纸条，洗衣服的时候埋在身后地下，而每次父亲都能准确无误地找到，从无失手。父亲母亲把这解释为“心有灵犀”。那段时间两个人不方便见面，每天只能这样隔河望着。倒是“呆子”根据现实重新制定了作息时间表，它每天晚上守在父亲的地窝子门前睡觉，早晨准时到河对岸的母亲那里报到，母亲走到哪它就跟到哪，母亲上工了，它就坐在地头静静地看着她，直到黄昏日暮，活像父亲的“小卧底”。

父亲和母亲的这场恋爱一共谈了8年。8年间父亲自学成才，练出一手好木匠活。当时知识青年都睡简易的木棍拼床，父亲刻苦钻研，做了一张镶有黑色人造革靠背的高低木板床，乐颠颠地扛到河东。这使母亲成为农场第一个睡上木板床的姑娘，也是让她至今还感到无比自豪的事情。

1978年，父亲和母亲回老家探亲并结为夫妻。二人回到农场，分到一间半土砖房，在此安了小家。1979年我出生，同年出现第一例知识青年返城的情况。1984年，距离第一次到新疆整整20年，父亲母亲双双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

从新疆离开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把所有家具什物变卖，唯有那张单人床，左看右看不舍得扔，干脆一起运回老家，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直到今天还保留着。

□张红军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