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恶意欠薪，不能依赖于民工“悬赏”。相关部门应多办实事好事，少做表面文章，切实担负起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司法机关应提高“恶意欠薪入罪”的执行力，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依法为民工等弱势劳动者保驾护航。

住户入住都一年多了，可农民工辛辛苦苦盖楼挣的辛苦钱，至今还被拖欠着。更可气的是，“欠薪老板”一月前突然玩起了失踪。13日，在西安市石家街“东岸阳光”项目工地干活的农民工，无奈举起了悬赏十万元寻找“欠薪老板”的牌子。（7月14日《华商报》）

开发商欠薪300万元后，玩“失踪”游戏，无奈之下，农民工们不惜花血本，在项目工地举牌“悬赏10万元”，寻找“欠薪老板”。显然，这也是一种讨薪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公开曝光“老赖”的行为，尽管这种行为难以达到讨薪的目的。但在笔者看来，开发商玩“失踪”，是一种恶意欠薪行为；而农民工悬赏寻找“欠薪老板”，折射出了有关部门打击欠薪缺位。

不可否认，近年来恶意欠薪事件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一些农民工为讨薪使出了浑身解数，其方式比悬赏寻找“欠薪老板”更激进，如“堵路讨薪”、“塔吊讨薪”、“下跪讨薪”、甚至“跳楼讨薪”，等等。按照常理，不是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农民工一般不会采取这些另类、甚至极端的讨薪方式。可以说，用非理性方式争权益，已成为农民工打出的最后一张“底牌”——不出大事没人管，出了大事，影响大了，才会有人过问，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

众所周知，对于恶意欠薪行为，农民工自行讨薪，有时非但讨不回公道，反而有的被辱骂，有的被殴打，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讨薪路上，有的农民工向有关部门反映，用正常的手段讨薪，但有关部门要么置之不理，要么相互推诿踢皮球，让农民工在讨薪路上疲于奔命，心力交瘁。维权部门管理缺位还在其次，关键是司法机关对相关法律执行不力。比如，虽然“恶意欠薪入罪”，已写入刑法修正案，但至今鲜有因恶意欠薪被法办的案例，导致一些用工单位及个人，视恶意欠薪为家常便饭。

其实，欠薪老板“玩失联”，折射出了监管“不到位”。换言之，治理恶意欠薪，不能依赖于农民工“悬赏”。首先，用工单位及个人，应遵守国家法律，恪守社会良知，及时足额兑现农民工的薪酬；同时，农民工一定要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维权，切莫因过激行为，将自己从受害者变为违法者；再者，相关部门应多办实事好事，少做表面文章，切实担负起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司法机关应提高“恶意欠薪入罪”的执行力，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依法为民工等弱势劳动者保驾护航。

□张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