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常说：“你爸爸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这句话概括了父亲艰辛的一生。

他出身贫寒，十几岁就在日本鬼子开的矿井下挖煤，挨过日本把头的鞭子。解放后，党把他培养成一名煤矿政工干部，又赶上“文革”，被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文革结束后，好日子终于来了，他却因为多年的煤矿工作患上了矽肺病和冠心病，他的晚年一直在与病魔作斗争。

在我们姐弟四人的印象里，父亲留给我们更多的是严厉，而不是慈爱，我们从来没有体会过干部子女的那种“优越感”。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为了给群众带头，父亲放弃了我大姐本应按政策“留城招工”的指标。当时年仅16岁的大姐流着泪被父亲送上了去往潍北建设兵团的汽车，那里被称为山东的“北大荒”。

大姐在后来的来信中描述着建设兵团的艰苦生活，母亲每次读大姐的信总是一边流泪一边数落父亲：“孩子生在咱家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父亲也老是那一句话：“当干部就得吃亏，谁让她是共产党员的女儿呢！”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句“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话，很多干部子女都靠着老子的特权干上了理想的工作。我那当着“一把手”、大权在握的父亲，却很不近人情地告诫我们兄弟姐妹：你们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谁也别想沾老子的光！

父亲在工作中的严谨也是有口皆碑的。一位老部下借调动之机带走了公家一台录音机，父亲发现后，竟然追到了人家的新单位，毫不留情地对那位老部下说：很多大贪污犯都是从贪污一点一滴开始的，我决不允许你在我眼皮底下犯错误。录音机追回来了，父亲却永远得罪了人家。父亲的一位老部下当了副局长，成了“上级领导”。一次，这位副局长到父亲所在单位检查工作，按规定是可以吃工作餐的，父亲却自己掏钱请了这顿饭，他还教诲人家：“你当了领导要带头反对大吃大喝。”

父亲还很热心公益事业，虽然离休了，单位的每次为灾区募捐都少不了他。交党费他总是最积极，他还经常打听如何为“希望工程”捐款。有一年，他在一家部队医院住院认识了一位叫于福善的解放军。这位小战士是沂蒙山区的，家里非常贫困，父亲便经常接济他。后来他转业结婚有了孩子，孩子的名字都是小于请父亲给起的。

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天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我永远的痛。那天我在父亲那里吃完晚饭，临走时父亲问我：你的腰还疼不疼（我那几天正犯腰椎病）？我对父亲说不要紧了。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我与父亲最后的语言交流。当天夜里父亲的冠心病又犯了，他终于没有战胜第四次心肌梗塞。在我的笔记本里，夹着一张“2000年4月30日”的日历，我在记事栏里这样写道：“我敬爱的父亲于今夜23时40分永远离开了我们。”再过20分钟就是我国第一个“五一”长假了,父亲那颗疲惫的心却在此时停止了跳动。他仿佛故意选择了这个时间离开，好让晚辈们在不影响工作和学习的前提下送他。

过去看电影，总有人对那些大公无私的老干部形象表示质疑：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人吗？我父亲高焕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就是这样的人啊。

□高伟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