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后开始觊觎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以史为鉴，为防止日寇劫掠和毁损故宫文物，故宫文物守护者们毅然做出文物南迁这个关系到文物命脉存亡的重大决定。1933年初，一场故宫文物南迁的隐秘征途开启……著名作家、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的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一书，通过深入查找史料、实地走访、与当事人面谈的基础上，以文学笔法还原这场时间上跨越长达25年、地理上横贯大半个中国的文物保护大迁徙，带我们重回这段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文物是文化的载体，保护文物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脉。以易培基、马衡为首的故宫文物守护者们深知保护故宫文物的重要意义，但要迁移数以百万计的故宫文物谈何容易，文物南迁的建议刚被提出时，便遭到诸多人的反对。而当故宫文物南迁的消息不胫而走，社会各界翻滚着汹涌的反对声浪。幸而，“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中国人就不会做亡国奴”的观点，最终成为主流意见。

1933年2月6日，第一批故宫南迁文物借着夜色正式装车启运，谁都未曾想到这一走就是25年。在山河破碎的年代里，这趟文物南迁的隐秘征程一波三折、危险重重，随着日本侵华脚步的迈进，故宫文物被迫从上海到南京，再从南京分北、南、中三路迁移，最终分别抵达四川峨眉、贵州安顺和四川乐山。故宫文物迁移的路线一路伴随着枪炮声，而最为艰苦的是北路迁移，曾经历日军轰炸、山路塌方、翻车事故、断水断炊等困境，但在文物守护者的拼死保护下，文物未曾丢失一件，可谓世界文物迁移史上的奇迹。

诚如作者祝勇所言，“书生报国，不体现为轰轰烈烈的出生入死，而体现为长期而艰辛的坚守与付出。”故宫南迁文物达19000多箱，其中有总量达79338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有每只重约一吨、上面镌刻着几百个神秘文字的先秦石鼓，有瓷胎薄如蛋壳的填白脱胎瓷器等易碎易损的国之重宝，每一件都有无可取代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文物守护者们穿越千里火线、蹚过激流险滩，用生命守护着南迁文物的安全。他们身上有文物保护专业人员的细致、严谨和坚守的精神，为确保文物运输安全，盘点、造册、封箱……仅文物打包一项工作，就用了半年。

正是这细之又细的准备工作，即便车辆翻倒，所载的文物也未毁损半分。迁徙之路漫长、孤寂而窘迫，但他们内心笃定坚实，忍受着环境的恶劣和生活的困难，继续着自己的学术研究，那志良的学术著作《石鼓通考》便是在与石鼓为邻的迁徙路上完成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南迁文物从西南后方开启归途。令人未曾想到的是，这一趟回归之旅，远比想象要艰难。随着解放战争的快速推进，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重归北平的故宫文物守护者们接到国民党政府“应变南迁”的命令，他们用一个“拖”字战术，“一直拖到解放军入城，拖到新中国成立”，而部分故宫文物却未能如此幸运，南迁目的地转为台湾省，从此海峡两隔。从1933年南迁的开始，到1958年将重新汇集在南京的南迁文物迁回北京，这场民族文化抢救行动用时整整25年。

文物本身是会说话的。《故宫文物南迁》所记录的不仅是一场故宫文物的隐秘征途，更是中华民族守护民族文脉的壮举，民族精神在中华文化保护中的延续与浓缩。

□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