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十七八岁的大伯从河北老家来到京城。凭着不怕吃苦的实干和无师自通的木工手艺，实现了从山里娃到京城工人的身份转变。从此，大伯与家乡父老聚少离多。在我们这些土生土长小字辈儿的记忆里，大伯留给我们的印象很淡，甚至是模糊的。

1997年，19岁的我考上了北京语言大学。我的学校在海淀区五道口附近，而大伯住在圆明园西路附近。地理位置拉近了我和大伯的直线距离，与大伯联系多了，对他的印象逐渐清晰。

我是来自农村的穷苦孩子，大学对我来讲是海绵吸水般长知识的时代，也是胃口大开却囊中羞涩的时期。由于总是节衣缩食，以至于身体瘦弱，一次，我着急忙慌地赶下午讲座课，眼前突然失去光亮，只能隐隐约约看到同学们的影子。校医诊断为营养不良导致，这让我紧张了好一阵子，唯恐自己失明。

年近七旬的大伯得知此事后，第二天就赶到学校看望，让我好生感动。在我最需要帮助和安慰时，是大伯伸出了热情的双手，大伯告诉我，以后每周末都去他家吃饭，增加营养、改善伙食。

自此，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大伯家。我记得周末午餐，大伯大妈摆上一盘盘丰盛的菜肴，晚上，又端来一碟碟热腾腾的饺子，这样的周末让我每周都翘首以盼。如今想起那种感觉，还是会有热流在心中涌动。

周日晚上，我和大伯挥手告别返校时，感到神清气爽，精力充沛。一直到毕业，我再也没有出现因为营养不良而失明的现象。

后来我才知道，大伯大妈平日生活简朴，省吃俭用。为了照顾我，他们才“破例”奢侈。而在我走后，那一桌的剩菜剩饭要让他们吃上好几顿。为了让我周末吃好点，他们平日里还要格外地苦自己。

古人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大学毕业后走上了人民警察的岗位。第一次领了工资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回报爹娘、回报大伯大妈。逢年过节是我工作最忙的时候，轮休时，我尽量挤出时间去大伯家，看望日渐衰老的二老。

耄耋之年的大伯，记忆力惊人，让我暗自佩服他的博闻强记。我们爷儿俩聊着单位的事、老家的情，那种如父如子的情感浓得令人陶醉。

岁月如流水，大伯已去世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总是在我眼前晃动，闪烁出我在二十多年前周末和大伯大妈共进午餐、和大伯畅快聊天的场景……

又是人间四月天，仅以此篇，献给我那长眠地下的大伯。

□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