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天，经过全县统一招考，我成了一名民办教师，走上了石头和草泥砌成的讲台，开始了“孩子王”的生涯。那时候，民办教师的月工资是17.5元，吃的粮油米面都从家里拿，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背上煤油唱灯影子”。尽管如此，我从未因此而懈怠，尽心尽力去做一名称职的老师。

我的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一直用“误人子弟如杀人之父兄”的俗语鞭策我。因为非师范院校出身，教学方法和理念需要从头学起，我常利用下午放学后的时间和周末，不分远近，骑上一辆哐里哐啷的自行车去慕名拜访德高望重的老教师。除此之外，我还自学了《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阅读了苏霍姆林斯基和陶行知的教学论著，自费参加各种专业培训，连续两年多时间，几乎牺牲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天道酬勤，经过不懈的学习和探索，我在全乡教师课堂大赛中崭露头角，撰写的教学案例和小论文也变成铅字，出现在各大教育报刊，所代学科的教学成绩也名列前茅。

作为农家子弟，我深知读书对于农村孩子的重要性，所以在几度萌生放弃意念的时候，都咬牙坚持了下来。俗话说得好：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微薄的收入糊口尚且艰难，哪里能谈得上养家呢？我不止一次地遭遇断炊的困境，是学生和家长及时送来洋芋白菜、有点显黑的白面，及时解了燃眉之急。那些憨厚朴实的家长没有投机的心眼儿，也不会说打动人心的语言，只认定一个道理：老师有了难事咱不能不管。

我在一个叫深沟的初小任教的时候，一次煤气中毒差点要了命，在医院里躺了三天。三天时间里，全校四十多个学生的家长差不多都来探望过我，三五颗鸡蛋、一半斤白糖，甚至自家树上的五六颗梨子……就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抚慰，给了我信念，支撑我走过了艰难的12年时间。

1995年春季，经过考试，我转为公办教师，同时被调往条件更加艰苦的山区学校任教。学校规模大的二百多学生，小的二十多个学生。在山区两所偏远学校执教六年之后，我又被调回家乡。学生中有我的堂弟堂妹，还有街坊邻居，讲台下我们无拘无束，讲台上我树立威严，授课过程中，有教无类，循循善诱。我使出浑身解数，想托举他们走出大山。无论学校规模大小，为师之道不受影响，数十年兢兢业业，一如既往。

近十年来，乡村小学得益于教育扶贫攻坚行动中落实乡村教师待遇、乡村学校教师宿舍、标准食堂等生活配套设施建设，教师们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让我们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此时再说起以前砌火炉、修桌椅、挖沙坑等课余时间练就的本领，让后辈同行目瞪口呆，瞠目结舌。

从教近四十载，我亲眼目睹和亲身感受到了乡村小学的蜕变，而我虽然不是桃李满天下，但也问心无愧。我的学生中，有恢复高考后本地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佼佼者，有白领、政府官员，也有躬耕田间、打工谋生的普通百姓，在我眼里心里，他们并无二致，都是我的学生，我能为他们开启懵懂，为他们点燃希望，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

岁月催人老，后浪追前浪。回首来路，坎坷艰辛数十年，虽是平凡人生，却也充实无悔。

□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