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爷1935年生人，由于父母早亡，只能靠要饭度日。到青年时，才在一个村子里盖了房成了家。由于他是村里第一户外姓人，村民经常刁难他。但是姥爷为人大度能干、不卑不亢，时间长了，反而受到了当地人的尊重，不仅被村党支部发展为共产党员，还在1965年被推选为生产队队长。

生产队队长是一个官阶很小但关系到老百姓生存命脉的“父母官”，工作繁杂又非常关键，上要“管”天，下雨天干什么，晴天干什么；下要“管”地，这块田种什么合适，那块地种什么适宜；还要管人，管村民的家长里短、管收成的分配比例、管队里的五保户军烈属、管队里的老弱病残……就像一个家庭里的大家长，吃穿用度、大事小情，都要靠他管理统筹，繁琐而又劳累，因此，生产队长也一度被人们戏称为“劳碌命”。

虽然如此，姥爷依然心甘情愿地扑在他的工作上，或许就像现在人说的那句话一样——因为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伞。姥爷懂得乡亲们的苦，因为他受过那样的苦。

姥爷一辈子不识字，虽然如此，但他的见识却不一般。1979年，姥爷在分配耕地任务时，把土地按照各家人口数分配出去，实行了土地分摊到户，让村民们自主管理收成。这个举措调动了村民们的积极性，原先大集体需要栽种一个月的稻亩，居然在五六天内就全部栽种完毕。那一年每家每户丰厚的收成让村民们乐开了花。然而，姥爷的麻烦也随之而来，邻村嫉妒姥爷管辖村的土地收成好，直接把姥爷告到了镇政府，说姥爷私分集体土地。镇里组织干部开会，姥爷在会上激动地说：“如果乡亲们知道他手里田地的使用和收成全归自己所有，他怎能不尽心尽力！就像养孩子一样，亲生孩子肯定疼到骨头里去。只要为乡亲们好，我不怕被告，我只想说说心里话。”后来，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在广大农村全面施行，市宣传队赶来采访姥爷，姥爷害羞地摆摆手，说他“只是老农民一个，上不了电视”。

早些年，队里的一个张老汉眼馋姥爷的职位，一心想把姥爷拉下来。有一年征收公粮，他央求姥爷帮其垫付，承诺事后还，谁知事后不仅不认账，还向镇里诬告姥爷贪污。镇党委立即派人下来细查此事，一番调查才得以还姥爷清白。当上级向姥爷征求张老汉问题的处理意见时，姥爷只是笑了笑，说：“嗨，他没别的心思，没有恶意的。再说，群众监督干部防贪污，是好事。”

纠察干部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拽了拽姥爷的破洞衫，说：“贪污？没有比你更两袖清风的同志了！”

多年以后，也是天意弄人，张老汉的孙子因和父母闹矛盾跑出去打工，被困黑砖窑，急需用钱，张老汉急得团团转。但是因为他的品行，乡亲们都不愿意借钱给他。姥爷听说此事，偷偷向乡亲们借了钱给他送去。张老汉心知肚明那钱的来历，当即老泪纵横。等孙子被安全接回，有天夜里，张老汉偷偷跑到姥爷家，刚走进门，扑通一声就给姥爷跪下了，说：“队长，我对不起你。是我太贪心、太混蛋。”姥爷一把把张老汉拉起来，安慰道：“人都有难处，我理解，不怪你。这些事都过去了，以后再也不提了。”

姥爷一辈子只当过生产队长，而这一当就是20多年。后来虽然退任了，但只要一看到乡亲们有难处，姥爷依然会用尽办法去帮助，这已然成了他坚守的信仰。

姥爷1999年去世，没能跨过新世纪，但他的精神和信仰却被传承了下来。我的笔力有限，不能叙述姥爷一生之万一，但还是想以此篇献给我的党员姥爷，献给那些在艰苦岁月里为老百姓着想、扎扎实实为老百姓做事的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们，向您们由衷地致敬！

□刘静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