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我因家境贫寒，放弃了进重点高中考大学的念头，选择了一所可以每月领到20斤粮票的中专学校。虽然终究没有跳出“农”门，但毕竟可以毕业后分配工作，吃公家粮。父亲很激动，早早地买了一包鞭炮，母亲急着为我准备衣被。开学前一天，我给家里水缸担足了水，一种莫名的伤感涌上心头。

望着父亲那日渐佝偻的背影和母亲憔悴的面容，我知道为了儿子的前程，两位老人这些年来在几亩薄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饭时，父亲一个劲地叫我吃菜，母亲不停地将肉拨进我的碗里。

那一晚，我失眠了。

不到三更，父亲就起床了。他一个人泡了一杯茶，静静地独坐着，直到四更才叫醒母亲、小妹和我。临出门时，父亲亲手点燃那一挂鞭炮，又用一根扁担把我的木箱和被子挑到肩上，佝偻着腰，送我去乡里搭车。十里乡间小道，父亲挑着担子，一路嘱咐：“我娃到了城里，要爱惜身体，不要太节省，爹娘在家，不用牵挂……”我几次要夺过父亲的担子，父亲总是不肯。

到了城里，我忙不迭地给父亲写信。母亲告诉我，每一次收到我的信，父亲总要叫小妹当着全家人的面大声朗读。读过后，父亲郑重地将信摆在八仙桌上显眼的地方，一有亲戚邻居来了，父亲总是很开心地把信拿出来给他们看，说我娃又来信了。

有一次，不知什么缘故，信在路上耽搁了，家里一个月没收到信。父亲急了，不停地对母亲念叨：“娃咋啦？咋不给家里来信？”耐不住，父亲三更起床，赶到十里外的乡上搭车。到了我读书的城市，下了火车因不识路，在大街上前前后后走了5个多小时，才在一位好心交警的引导下，找到了学校。

1996年，我参加成人高考到北京来念大学。父亲又一次在晚年经受了与儿子离别的痛楚。听说我不回家过年了，他特意赶到县城的大哥家，要大哥打电话给我。父亲在话筒那边，隔着两千多里长途，对我说：“娃有志气，可别苦了身子。钱家里想办法寄来！”

我鼻子一酸，两行热泪止不住往外流。

父亲很想到北京来看看，看看天安门，可是来回一趟路费要花掉种稻子半年的收入，他又心疼了。娃们才工作，挣俩钱不容易。父亲再也没有提来北京的事。

父亲知道，当初三个孩子读书是靠什么熬过来的。那一段时间，我在读中专，我哥读高中，小妹读小学，三个娃的学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父亲硬着头皮四处借钱。那几年里，家里几头猪全卖了钱供我们读书，两位老人除了过年，没有尝过肉的滋味。

有一回，一个老乡来我读书的城市办事，父亲向人借了50元钱，又拿了一条方片糕叫捎来给我。父亲捎话说，“我娃吃了糕，好好念书步步高。”我当时接过那50元钱和糕，就止不住地哭了。我知道，父亲为了儿女们有出息，能读上书，每年冬天都一个人上山烧炭，烧了炭又一篓又一篓地翻山越岭挑下山。因出炭时火气大，咳嗽往往伴随着他度过整个冬天。一个60岁的老人，佝偻着身子，拖着不便的腿，挑着木炭翻山越岭，一路咳嗽着，挑过了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

父亲对我们的那份牵挂在一声问候里，在一句叮咛中，无论我们走多远，都离不开。

□许正文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