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在24岁时写下的《自由与爱情》。两年后，裴多菲在同沙俄军队作战时牺牲，用生命与爱情践行着自己的誓言。62年之后，同样24岁的林觉民在辛亥革命广州黄花岗起义之前写下了情真意切的《与妻书》。三天后，林觉民在战斗中受伤被捕，最后被清廷杀害，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知道林觉民，是因为辛亥革命；深读林觉民，是因为中学语文课本中那篇《与妻书》。记得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风流倜傥的才子林觉民，英年被害，虽还没有成为文章大家，但看似情意绵绵的文字中却有一股战斗檄文的力量。在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重读《与妻书》，我们可以感受那场“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变色”的惊天革命。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准备发动第十次起义即广州起义前夕，林觉民从广州来到香港，迎接从日本归来参加起义的同志。当晚临江夜宿，起义的号角即将吹响，林觉民的思绪如江水翻滚，想起自己生死难卜，想起年迈的老父，想起弱妻稚子，于是疾笔诀别家书两封，写给父亲和妻子。

林觉民在《禀父书》中写道：“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儿不能为父尽孝，心中有愧，可在“为天下人谋永福”面前，再文弱的书生也会大义凛然，为“起共和而终帝制”的目标“尽大孝”。

林觉民和妻子陈意映虽然是奉父命结婚，但两人感情深厚，亲情、爱情不是想抛就可以抛的，于是他在《与妻书》中，用笔墨深情地回味起往日的美好时光：婚后不久，恰逢冬天的望月，“窗外疏梅筛月影”，“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花前月下的浪漫，值得铭记，但林觉民的文字没有停留在儿女私情之上，那支颤抖的笔一边安慰着爱妻，一边解释着，“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这就是比生命与爱情更可贵的追求！

写信时，林觉民“泪珠与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通篇《与妻书》中，可谓字字泣血。细细品读，那缠绵的文字不仅充满激情，而且好似一颗颗愤怒的子弹射向腐朽的封建帝制，在字里行间我们仿佛能看见徐锡麟、邹容、秋瑾等一大批像林觉民那样的青年俊杰、辛亥红颜在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中舍生取义的革命身影。

阅读《与妻书》，就是在阅读林觉民崇高的内心世界，阅读一个革命者的爱情观、生死观和幸福观。

年少时，林觉民在考卷上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志存高远；青年时，林觉民在手帕上写下《与妻书》，催人泪下；牺牲后，林觉民把自己写在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墓碑上，千古永垂！

□廖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