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细雨纷纷，想起我苦命的父亲。

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是一块脏乎乎的“黑炭”。读过私塾能写会算的父亲，长期在村里小煤窑上抡镐做“窑匠”。“窑匠”常年不洗脸，脸上锈一层煤垢，泛白的牙齿和转动的眼睛，才使人感到“黑炭”是个活物。“两层石板，一层肉”，小煤窑随时可能发生的冒顶、透水、瓦斯爆炸，使父亲丢掉读书人的斯文，神经有些歇斯底里。

年关是父亲最舒心快意的日子。村人想起父亲是会写字的人，拿上红纸找父亲写对联，父亲笑眯眯地双手接下纸，涨红脸，大声吆喝我帮他裁纸扶纸。父亲捧出砚台，慢条斯理地磨好墨，提笔沉吟凝神，挥动手腕，一副对联一挥而就。一百多户六七百副对联，父亲没日没夜写四五天。母亲絮叨埋怨，父亲的脾气却变得格外好，整天咧开厚嘴唇笑呵呵。那几天，父亲成了真正握笔的读书人。喜庆的年节里，父亲遒劲的大字骄傲地站在庄户人家的门框上。村人指着对联，教训孩子：“好好读书，学蔡爸，这字写得多有劲呀！”但我心底里依然瞧不起父亲。

考中专，是山里娃跳出大山的捷径。中考只招应届生，初二留级复读胜算更大。初二后半学期，同学纷纷走门路，我也蠢蠢欲动。周六回家跟母亲提起这事，母亲急了，催父亲。父亲闷声闷气地说：“凭本事考，走啥歪门邪道？”我一心要留级，向母亲施压。不知道母亲用了啥法，使最怕求人的父亲放下了脸面，在一个细雨淅沥的下午，走进了校长办公室。星期六放学集会，校长提着两只半死不活的鸡、两瓶没有包装的酒放到台前。胖胖的校长点了我的名：“别以为送东西就要我办事，学校里容不得这龌龊事……”那刻，我恨不能钻进地缝。我不恨校长，我恨父亲，不懂世故，送这些给人家，是巴结人还是寒碜人？父亲像做错事的孩子，眼神充满歉疚，我冷脸不理他。

我的留级泡汤了，成了学校的“名人”，我沉默忧郁，埋头在书中。第二年，我考上了县师范学校。临走前一天，父亲突然大方，他宰了羊、鸡，请来邻居和亲戚。人们异口同声地夸我，父亲眯眼很受用地听，似乎考中的是他。他一改往日的低眉顺眼，亢奋地拉着我见人就敬酒。那天，从不沾酒的他喝得烂醉如泥，吐得翻江倒海。

刚过花甲之年的父亲患病了，长期干“窑匠”累下的肺病。那病折磨了父亲五年，把父亲从健壮如牛的汉子慢慢消蚀成骨瘦如柴的小老头。父亲整日整夜地喘息、咳嗽。可父亲拒绝吃药，他舍不得花钱。病痛的折磨，使父亲的脾气变得更加乖戾。我对他的鄙夷愈深，很少回家。借口工作忙，不曾在病床前侍奉他一天。

父亲离去时我不在他跟前，母亲告诉我，父亲一直念叨我，盼能见我一面。弥留之际，父亲哀叹：“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没给小儿子娶上媳妇呀！”跪在父亲遗体前，看着既熟悉又陌生的他，想起他凄苦的一生，想起自己的不孝，悲从心来，泪水滂沱。

一晃，与父亲阴阳相隔二十三年。我娶妻生子，“养儿方知父母恩”，如今我才真正理解父亲、读懂父亲，父亲就是那承载风雨和苦难的大山。

父亲，来世我们还做父子，只是您做儿子，我做父亲。

□蔡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