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记者生涯20多年，还是第一次采访劳模。那是2019年3月，海淀区作协希望我为海淀区总工会和海淀区委宣传部联合组织、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的《光辉岁月》一书撰写一篇一万字篇幅的报告文学。我记得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到作家驿站去接受这一写作任务。

我要采访的人物是曾经在北京清河制呢厂精织车间准备工段当筒子机挡车工的柳淑模，1957年获得了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前身）劳动模范。

根据作协提供的电话联系到柳淑模，在西城区新街口一栋很简陋的筒子楼二楼两居室里，柳淑模和她的老伴杨毓永接受了我的采访。柳淑模坐在沙发上两手交叉在一起不停地揉搓，满脸写满窘迫不安的表情，她说：“我都80岁了，还是第一次接受采访，都是60多年前的事情了，好多经历的事记不住了。”对于一位从未接受过采访的老人，我的经验是先拉近距离，和她聊一会儿家常，让她放松心情，采访效果会好些。

然而柳淑模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即便她能依照我的采访提纲去回答问题，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如此简明扼要的叙述，着实让我哭笑不得。好在她的老伴杨毓永曾经是总政歌舞团乐队双簧管演奏员，属于文艺工作者，性格外向，口才极好，他会时不时有血有肉地加以补充。第一次采访花了3个小时，快到中午时，我提出采访结束，等我梳理一下，看还需要补充什么内容，再商定第二次采访时间。柳淑模知道我要走，连忙从茶几的果盘里拿出3只桔子往我手里塞，我不忍心辜负老人的一片热情，就接过了桔子。

回家后，我把采访录音整理出来，感觉使用这些采访内容去创作一万字篇幅的报告文学还是不够，于是我立马罗列了补充采访提纲，联系她进行第二次采访。但我总感觉缺乏创作灵感，无法着手去写。正当我苦思冥想之际，有一天我在百度上搜寻劳模，弹出有关“劳模墙”的网页，我的灵感如同电光火石一般，在体内燃烧起来，连忙招呼助手随我去参观“劳模墙”。

在奥森公园南园进门处的劳动广场，一进大门就能看到长14.6米、高2.8米的主题石，周围有20块名录石围绕广场组成一个半圆形，名录石上镌刻着自20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上万名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名字。我找了很长时间，才看到柳淑模的名字，让我欣喜异常。

第二天，我邀请柳淑模参观“劳模墙”。当她在大理石劳模墙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不由得泪眼婆娑：“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曾经的功劳！”当我提出她与劳模墙上自己名字合影的想法时，她从手提包里取出梳子梳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还特意在脖子上围了一条红色的纱巾，笑颜如花。

我以柳淑模为主人公，根据她的事迹，创作了一万字篇幅的报告文学《行走的丰碑——记北京市劳模柳淑模》，收录在《光辉岁月》一书中。

在我的印象中，柳淑模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工人形象，她既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也不会说什么豪言壮语。她就像一颗很寻常的螺丝钉，以有力的形象固定在机器部件上。“劳模墙”上镌刻的一位位闪光的名字，犹如千千万万像柳淑模一样的“螺丝钉”，组合成一股压不倒、打不败的中国力量。

□陈家忠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