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我不敢说自己将青春献给了那座小小的煤矿，但从24岁到34岁，我的10年青春全在煤矿度过。多少年后的今天，在煤矿的经历仍然历历在目。

刚进煤矿，我被分配在采煤队。工友们来自全国各地，我们亲密地成了兄弟，住进宿舍，在一个食堂吃饭，穿相同颜色的工作服、长筒靴。

早上六点半，矿山的上空拉响了汽笛。我简单套上两件衣服，刷了牙便到食堂吃早餐、去澡堂换衣服，然后戴着安全帽、矿灯和钻杆，准备下井。

矿井的交通工具——猴车，每隔3米一个座位，由一个简单的平铁片、两个脚蹬还有一根柱子组成，跟旅游区的吊索没什么两样，只是更简陋些罢了。井下的巷道四通八达，像一座地下迷宫，有些地方水深及膝。在深深井巷，被誉为矿工“眼睛”的矿灯显然很重要，但晃来晃去也只能照到面前巴掌大的地方。无论面向何方，除了黑，还是黑。衣服是黑的，道路是黑的，人脸是黑的，呼吸是黑的，似乎连空气也是黑的。

下到煤巷后，我们一天的工作——打眼、放炮、架棚、攉煤正式开始。说是煤巷，其实就是一个用树木撑起来的洞穴，最低处不过一米。我们只得低头弯腰小心翼翼地游走，像一群深海中的鱼。虽然极力躲避可能的伤害，仍然能时时感受到安全帽与头顶硬物交手过招时不间断的撞击。我们班年龄最大、经验最足的是大工，其余的是小工。大工负责挖煤，小工负责把挖出来的煤集中到矿车，再送往罐笼。挖煤需要经验，从哪里挖怎么挖，很重要，挖不好就会冒顶，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开采的煤层只有0.4米高，我们只好匍匐在地上作业。在不透风的密闭空间里，机器的鸣响在煤壁间疯狂奔跑，循环往复地刺激人的耳膜。这样的工作环境，我们的交流基本要靠大声吼叫或者比划手势来进行。

放完煤炮，工友拖着一个船形的簸箕进来拖煤。煤要用人拖到煤巷的天眼里装上矿车，然后将矿车拉到井底车场，绞车再将矿车拉上去送到罐笼输运到煤仓。我和另外一个人负责挖，其他的人负责运输。一个班大约可以出5吨左右的煤，那时出一吨煤挣20块钱工钱，每班6人人均大约17块钱。这在上世纪90年代初，算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工友们感到很满足。

安全生产关系到企业兴衰和矿工家庭幸福。每个人都在心里祈祷：我们不要荣华富贵，不要功成名就，只希望能很好地活着。那时，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生产任务再紧，也不能要一点带血的煤炭。然而，对于刚下井的我来说，心里仍然紧张，总是担心有冒顶和透水事故。因为在灾难面前，纤细又脆弱的生命实在不堪一击。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工作面铲煤，一位老矿工突然让我赶快撤退，说顶板马上要垮落塌方。没等我撤出几步远，忽听一声巨响，塌下一块足有十多吨重的煤矸石，砸在了我刚才站着的地方。我被惊出一身冷汗。从这一事件中，我才懂得了要想做一名矿工原来需要很多学问和经验。从那时起，我开始向老矿工虚心学习，很快掌握了敲帮问顶、凿岩爆破等井下作业技能，逐渐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矿工。

离开煤矿近20年了，手指上仍有永远洗不去的煤黑。我越来越相信，那是一种青春的颜色，虽然那不是青春的唯一颜色，却是我既往生活中最值得珍惜的。

□肖功勋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