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强制休假”的落地生根有赖于顶层制度的优化。只有在立法中充分满足各方主体的利益诉求，设计出令各方满意的顶层制度，才能让这项旨在确保各方主体共赢的立法畅通无阻地照进现实。否则，“强制休假”就只能是“看上去很美”，难有实质意义。

暑期是休假高峰，但因为各种原因，不少人只能“望假兴叹”。深圳市前不久公布《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见，其中提出“强制休假”制度，引发公众热议。“强制休假”看上去很美，但是究竟能不能落地？已成为关注的焦点。（8月18日《北京青年报》）

毋庸置疑，立法推行“强制休假”，不仅可以强化法律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引领作用，让劳动者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也可以引导用人单位规范职工健康管理，不失为一举多赢的理性选择。深圳率先在全国探索“强制休假”的地方立法，显然意义重大。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立法推行“强制休假”有上述积极作用，但立法并不能一蹴而就地彻底解决劳动者休假权难以落实的问题。如果在立法中不对“强制休假”的制度设计做到“美美与共”，那么法律的规定也有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现实中，带薪休假、高温津贴等事关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制度难以真正落地，其根源正在于此。因此，为重蹈前车之覆，在立法推行“强制休假”时，更需要做好顶层制度的优化设计。

市场经济条件下，休假制度本身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需要平衡好二者的利益诉求。虽然立法赋予劳动者“强制休假”权是利好，但在计时工资、计件工资等劳动报酬支付模式还很盛行的现实语境下，“强制休假”必然导致劳动者报酬降低，即使有了法律的“撑腰”，恐怕不少劳动者还是“不愿休”。特别是在就业形势的严峻，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为保住来之不易的“饭碗”，明知用人单位不执行“强制休假”属于违法，也是“不敢休”。所以，在立法推行“强制休假”时，更有必要解除劳动者在这方面的后顾之忧。

立法推行“强制休假”，牵一发动全身，不可避免地会让用人单位增加用工成本。尤其是一些“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特殊岗位，劳动者“强制休假”后，会出现岗位“无人可替”的局面，有可能让用人单位在用工成本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难以正常经营。虽然保障劳动者“强制休假”权在内的各种权益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但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法治原则，用人单位不折不扣地执行“强制休假”制度，在本质上是为政府分担了部分义务，显然不能将其产生的所有用工成本全部转嫁给用人单位，无疑需要在立法的顶层制度设计中，对这种增加的用工成本在公平公正的法治原则内，予以合理分摊。

立法推行“强制休假”，不仅关乎劳动者权益的维护，而且关乎社会和国家利益，需要通过顶层制度的优化设计，让劳动者、用人单位和政府等各方主体的利益诉求得到平衡兼顾。对此，政府在主导立法时，应着眼于制度设计的“美美与共”最大治理效能，通过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用人单位规章等劳动法上的机制，将“强制休假”政策转化为可以决定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规则，降低其用工成本，从而让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得以明确并规范在法治轨道内，并行不悖地助力“强制休假”法律制度的应声而落。

显而易见，“强制休假”的落地生根有赖于顶层制度的优化。只有在立法中充分满足各方主体的利益诉求，设计出令各方满意的顶层制度，才能让这项旨在确保各方主体共赢的立法畅通无阻地照进现实。否则，“强制休假”就只能是“看上去很美”，难有实质意义。

□张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