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们电线厂建厂六十周年，回首往昔，不禁使我回忆起退休前在电线厂工作过的三十个春秋，也同时想起了我的三位可敬可亲的师傅。

1971年7月10日，我扎着两个小刷子辫儿，迈进电线厂的大门。我的第一个师傅是细拉工序的栾良珍，她是一位有6个子女的母亲。她的大女儿几乎和我同龄，她真是拿我当女儿一样看待。

有一次我俩上中班，栾师傅和早班的李师傅在交接班。我听出机器的声音异常，观察发现正在拉制中的铜丝断了，就赶紧打开机器盖，清理好散乱的线头，然后将模具背面露出的线头用钳子夹住，再把模具放回原位置，点击机器开关，准备穿下一个模具。突然，机器后边传来“啊！”的一声，我不知原因，探头观望，只见李师傅单腿跪在地上，一只胳膊伸在机器里边，我呆望着不知所措，栾师傅打开机器后盖，我这才看清，李师傅的右手被四根皮带紧紧地压在机器轮子中间，不得动弹。栾师傅试图帮她把手拽出来，李师傅大叫：疼，别动！栾师傅果断抄起一把大剪子“咔咔咔”剪断了所有皮带，帮李师傅把手托了下来。其他师傅们帮忙送往医院，检查的结果是右手中指指尖骨裂，打了夹板。

我吓傻了，不知怎么办，只觉得自己捅了大篓子了！原来是李师傅在向栾师傅交代，“这个机器上的皮带有点松了”，说话间就用手去指，而在机器另一边的我正好点开了机器的开关……

栾师傅带着我去看望李师傅。看到李师傅用绷带吊在胸前的手，我难过得不知说什么好。栾师傅一个劲儿地道歉，只说是没带好徒弟。后来在事故分析会上，栾师傅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说徒弟刚来几个月，没她的责任。她还年轻，不要因为这事在心里留下阴影。我忍了好久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了。这是愧疚的泪，也是感动的泪。从那以后，我把“安全第一”牢牢地记在了心上。

我的另一位师傅是陈佩兰。那是我进厂一年多以后的事了。我从财税局办的财会培训班毕业回厂，领导安排我做生产统计员。那年我刚满20岁，既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社会经验，只觉得一天到晚晕头转向。陈师傅总是手把手地教我，不厌其烦。最令我惭愧的是我太不谙世事了，竟然不知道陈师傅已经身怀六甲。现在想起来，真不知当时她是怎样忍耐着身体上的不适坚持教我，直到领导交代我“把陈师傅的生产调度和供销内勤暂时接过来，等她休完产假再恢复正常”时，我才如梦方醒。

那是计划经济的时代，什么都要有指标，正值年底，要预订下年度的所有材料用量。大摞的报表都急着要报，我好着急呀！一怕报少了不够用，二怕报多了不批。一旦批不下来，明年全厂就没的用。我哪里承担得了这么重大的责任！我一趟趟地抱着资料、报表往陈师傅家跑，只想到自己着急上火，却从来也没想过这个时间段人家方便不方便、照顾孩子有没有时间。可是陈师傅每次都是放下手里的家务耐心地指导我，一次也没有不耐烦。说来也奇怪，我认为棘手的事，她总是轻轻松松地就解决了。真有“四两拨千斤”的功力。多年后我还是佩服不已！陈师傅假满上班后对别人说：“怎么样？我徒弟不软吧？”当我听到这句话的转述时，又惭愧又欣慰。

后来我被调到财务部门，刘素琴是我的又一位师傅。虽然她只比我年长7岁，但是她娴熟的业务能力令我由衷的敬佩。

我虽然经过财税局学习班半年的培训，但是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与工作中的实际操作毕竟有很大差距，到了财务部门又是无从下手。幸运的是我又遇上了一位好师傅。刘师傅以她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业务水平时时引导着我。有句老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刘素琴师傅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唯恐徒弟做的不好。当我有所长进时，她会笑道：“不说说是谁的徒弟啊，名师出高徒嘛！”就这样，在财会这条风风雨雨的路上，我逐渐成长起来了。

写到这里，三位师傅的面容浮现在脑海：栾师傅中等身材，皮肤白皙。她虽然不识字，却思维清晰，心灵纯美。陈师傅是江苏人，一口南方口音，却没有南方人的娇小身材，是个1.70米的大个头，非常有头脑，工作和家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刘师傅是高度近视，2000度的眼镜片儿真的像瓶子底儿。她的责任心和好强心同等强烈，从没有因为视力不好影响过工作。

我虽然已经年近古稀且退休十几年了，却还是经常怀念我的三位可敬的师傅。

□邢红辉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