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年前，班车还没有通进村子，村里人外出要到十多里远的镇上坐班车。我和同村的林楠每个周末都从县城坐班车到镇上，再从镇上步行十多里回村子。周一早起天刚蒙蒙亮时，步行到镇上，坐头趟班车回学校上课。

那年秋天特别冷，刚过霜降，仿佛就到了隆冬。那个周末，由于修路班车绕道，到达镇上时，已经过了晌午。我和林楠各自拎着沉甸甸的背包走在回家的路上，从镇上到我们村子十多里路好像在无限延伸着。我把背包从左肩换到右肩，又从右肩换到左肩。肚子饿得咕咕叫，林楠也是。

没多久，林楠的母亲迎了上来，接过林楠的背包，看着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宽慰道，一会儿我再帮你背。我连忙说不用。实际上，我是多么盼望有谁帮我背一会儿啊，只一会儿就行。我的眼前发黑，脚底轻飘飘的，抬起来的脚，不知道落在哪儿了。瞟了眼林楠和她母亲的亲热劲儿，心底泛起一股酸楚，更像有一把锋利的铁耙，把我的心挠得撕撕裂裂地疼。

母亲病故时，我四岁半。半年后，父亲娶了继母。我七岁，父亲也因病丢下我。我只得跟着继母和我同父异母的妹妹一起生活。

如果父亲还在，他一定会来接我的，说不定在矿场上班的父亲也会置办一辆飞鸽自行车来接我，像邻村的王叶父亲一样。或许我们还能捎带着林楠，省得她母亲走这么远的路来接她。

我拖着沉重的背包，孤零零地跟在她们母女后面。一片落叶“唰”地从我眼前飘过，打着旋儿，在落地之前又被风卷了起来。

林楠和她母亲回头等我，拉拉拽拽地，硬是把我的背包也抢去了。林楠母亲边走边和我说，你妈在西沙坨那块地收白薯快二十天了，中午也不回家，都是你妹妹给她送饭，今年不知咋的，一个买白薯的贩子也没有，恐怕都得收回家晒白薯干了。

林楠母亲还说，她真的很不容易啊，我们都劝她找个人搭伴过，她执拗得很，非说等你们姐妹长大嫁人了再考虑。

我“哼”了一声，心想，谁让她承包那几亩鸟不拉粪的地呢，忙大半年也赚不了几个钱。

到家的时候，大门虚掩着，妹妹正趴在炕头写作业，看见我进来，从大锅里端出冒着热气的饭菜让我吃。我一阵狼吞虎咽后，便倒头蒙上被子睡了。

周一大早，我收拾完背包走近灶台，看见妹妹一边给我的大玻璃瓶里装菜，一边从我的菜里夹肉丁放进嘴里。我气冲冲地扑过去制止。她可怜巴巴地说，你不在家，我们只有青菜吃，你一回家，妈就割肉给你补营养，我就尝这么丁点儿，还不行吗？

我盯着妹妹的脸，眼泪从她瘦削的两颊滚落下来。我吃惊地问她，我不在家，你们没有肉吃吗？

妹妹瞪着我，哪有肉吃啊，每次你回来，妈只割不到一斤的肉。我说要吃肉，她说你在学校一点儿油水也捞不到，需要补充营养。她说等你毕业了，我也到县城上学了，就轮到我吃肉了。

我听了妹妹的话，心里泛起一阵酸楚，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怕妹妹看见，赶紧扭过头，可是，她正站在我身后，瞅了眼睑上淌满泪水的我，赶紧低下紧锁的眉头，不知所措地搓着一双皱巴巴的手，一字一顿地说：“卖了——白——薯，咱们买——肉——吃，让你和妹妹——吃个——够。”

“妈，我不喜欢吃肉，肉留给妹妹吃吧。”我嚷着扑过去，搂住了这个瘦小又单薄、却像一座山一样站在我眼前的女人。这是我第一次管这个养育我八年之久的女人叫了一声妈。

她也紧紧地搂住了我。孩子，委屈你了，这回只割了八两肉，下周末你回来，咱们卖了白薯，一定多割点儿。我知道，说这些话的时候，她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卖白薯的钱，除去肥、苗等开销，余下的还不够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呢。

“妈，八两肉，应该咱们娘仨一起吃啊。”我抬起头，看见她的脸上，有一大朵菊花正在悄悄地绽放呢。

□缪金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