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林语堂的散文小品，散淡闲雅、风味独特，每每读来，不忍释手。率真质朴的《人生的态度》沿袭了这种风格，本书是大师的一本经典散文集。书中，他谈做人、谈生活、谈兴致、谈文化，坦诚豁达、无拘无束，真性情的文字，彰显着潇洒旷达的人生态度，体现出他丰赡博雅的国学境界。

林语堂一生著述丰厚，作为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一辈子都在做文的道路上执著耕耘。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著作，既是胸中有沟壑厚积薄发的结果，更高的学识和灵感，则来源于他走向社会，勤于观察和思索后的产物。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做文与做人的问题，那么，林语堂是怎么看待做文与做人的呢？文中，他直言不讳地说：“做人要规规矩矩”，具体而言，“就是带一点大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要有点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而对如何做文，他也给出了独立的评判，“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的理，所写是优美动人的文。”为此，他积极主张，应把做文与做人联系起来，“独来独往，存直保诚，有气骨，有识见，有操守。”做到了这些，知行合一也就有了保证，直至最终达到做文与做人的最高境界。

得益于深厚的国学涵养，让林语堂对中国的“国民性”话题一直葆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人生的态度》里，林语堂对此从历史和文化的维度，作了全新诠释。一方面他称赞华夏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中国人是善于用哲理的眼光观察事物的。另一方面，他又从家庭、社会、传统等方面，剖析了“国民性”产生的历史根源。并站在中西方文化互补的角度，指出“中国民族为最近人情之民族，中国哲学为最近人情之哲学，中国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理想。”正是这种独特的民族意识，让中国人更懂得享受淳朴生活，更懂得知足常乐的道理。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人的文化主静，与西人勇往直前跃跃欲试之精神大相径庭。”林语堂归结说，中西方文化只有兼容并取，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世界文化。

作为一代大师，林语堂对国民教育也有着自己的主张。他心目中真正有效的教育，就是使校园形成浓厚的讲学（求学问）风气。他强调，学风的本意是学问之风气，由风气之感化熏染而造出读书人来。林语堂痛陈，“读书人不读书，著作界沉寂，学术浅薄，文章萎靡”的陋习，一针见血地告诫说，这才是学风不振的“真义”。对学生求学，他主张读活书，书一旦读活了，就可以“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进而达到“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固陋，不偏执”的教育宗旨，使读书真正成为“心灵的活动”。

《人生的态度》，有生活的闲情，有个人的一己之见，但更多让人过目难忘的，则是林语堂用国学视角，就国人如何为人为文，在增强文化底蕴的同时，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所做的提纲挈领的解读。这种思想激赏和精神引领，无疑更具时代价值。它让我们在懂得生活的真谛之后，对人生的意义，尤其是对古老而悠久的中华文化，无疑又有了新的理解和思考！

□刘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