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7个月，生父就在一次意外中丧生，从此，我却有了两个父亲。

母亲改嫁后，我没有跟去，跟大伯、大伯母住在一起。大伯心软，怜恤我自小失了父母，对我总是格外疼惜。他和大伯母初去县城时，哥哥姐姐都留在老家，唯独把我带在了身边。小时候我喜欢吃糖，大伯就给钱让我自己去买。上世纪80年代，很多家庭吃饭都成问题，我却清楚地知道周边的商店有哪些糖、每一种糖多少钱。认识的人都说大伯对我太娇宠了，大伯乐呵呵地说：“你们看她多聪明，这么小就记住了这么多糖的品种和价格。”稍大一点，大伯开始自己承包工程。工人每天一早起来干活，他也一大早就到工地上去巡视。每次走在工地上，大伯在前面，胳膊里夹着公文包，双手交叉背在身后，一步一踱；我跟在他后面，双手也高高背在背后，亦步亦趋。就像他的影子。有一回有个工人问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我神色庄严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要做个包工头。”大伙哈哈大笑，大伯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老家夏天酷热，大家都习惯晚上吃粥。我总觉得吃粥还没饱肚子就先撑着了，只肯吃干饭。大伯母就每天中午多烧一点饭，留着晚上给我做炒饭。有亲戚看到后惊诧万分，说：“你们怎么能这样迁就她！哪怕自己的孩子也不能这样娇惯。”我正是青春敏感的时候，她没说出口的话，我却听出了弦外之音：她是说我寄人篱下还挑三拣四，不知好歹。正好大伯推门回来，马上说：“十几岁的孩子都不喜欢吃粥，很正常。我十几岁的时候也不吃粥。”我当时不明白那是大伯刻意维护我的话，只觉得自己跟大伯一样的，很了不起。心里的不痛快立马就消散了。

上学时，我就住在小叔那里，小叔就是我的第二个父亲。小叔任教的学校在一个十分偏远的小镇上，一个月工资非常有限，却要养活一家子人。当时还没实行义务教育，上学都要交学费。班里很多同学到期末都交不上来，经常课上被点名，放学也常常被单独留下来“谈心”。但是没办法，那个年代普遍家庭都穷，一年到头可能都赚不出孩子的学费。只有我从来没为学费的事烦恼过——因为每次都是直接从小叔的工资里扣掉了。年幼的我从来没想过：我一学期的学费要扣掉小叔几个月的工资，那些日子不知道小叔默默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小叔从来没跟我说过学费的事，好像他给我交学费是理所应当的。

有一年小叔特别忙。我生日那天，小叔开了一天会，回来却惦记着要给我“过生日”。只是学校附近的小店都关门了，小叔便骑着自行车去了几公里外的街上，买完菜又骑回来。不管生活再怎么艰难，小叔总不忘给我们的生活添点“仪式感”。

大伯是慈父，温和宽厚、望之可亲；小叔是“严父”，平时总把关爱藏在严厉的背后，让当时年少懵懂的我心有惧意。但是他会细心地记得我的每一个生日；他会在我失意落魄的时候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不要着急”……

光阴荏苒，就这样在两位父亲的一宽一严一慈一威中交替轮转，悄悄染白了他们的鬓角。越是年长，越是感叹自己幸运：我没有因为生父的离世孤苦潦倒，反而变得自信独立，有时甚至有些“小霸道”。这都是因为我有这两个“父亲”。爱人和好友经常揶揄我：“就你这脾气，哪像个从小没有爸爸的人啊！”是啊，谁说我没有爸爸呢，我明明有两个天底下最好的父亲！

记得小时候奶奶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记住大伯和小叔的恩情，长大了要记得孝顺他们。”我想奶奶也许说错了，那些血肉亲情早已在平时的细碎生活、一蔬一饭中长成了骨肉、融进了血液，根本不需要刻意去记得。你惜我小，我敬你老；你庇护我幼有所依，我拥戴你老有所养；你带我看世界繁华，我陪你享晚年安乐。亲情轮回，流转不息。这或许就是亲情、就是家人的意义。

□李琼霞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