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以能在报纸上经常发小“豆腐块”文章的特长，从每天搬砖推沙子繁重体力劳动的工程队调入火车站，做专职对外新闻宣传报道工作。不久后，又接受了用照相机给单位拍工作资料、各类活动照片的任务。

从那时起，每逢工作最忙累的春运、暑运、“五一”“十一”黄金周、新老兵运输等时间来到时，我都要拍摄大量的照片。并由此开始了长达20余年用照相机拍铁路的工作状态。

1993年10月，新疆小男孩卡迪尔被坏人拐骗到我们车站。客运职工发现卡迪尔后对其热心关照，安排好食宿并积极帮助他寻找远在新疆的家人。我配合记者发出了近20篇图文并茂的连续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最终使卡迪尔返回家中与父母团聚。

今天的照片，明天的历史。在几乎每天都拍照片的过程中，我有了这样的体会和认识，觉得自己应尽最大能力把铁路发生的事拍下来，留做珍贵的历史资料。

1997年4月1日至2007年4月18日，中国铁路一共进行了六次旅客列车大面积提速。铁路局在每次大提速前夕，都要在火车站举办大型宣传活动，每一次活动都被我用相机记录下来。在第一次大提速时，我跟车进行采访、拍照。列车在陶赖昭站停车时，我拍下了车辆乘务员在风雪中步行检查，用“红外线轴温检测仪”检查提速列车走行部的照片，因为当时正在下小雪，只有我一个人下车拍下了这些镜头，使其成为了格外珍贵并且唯一的历史资料。

1998年7月，全国许多省市爆发了洪涝灾害，我所在的城市也发生了特大洪水。我们车站组建了抗洪抢险突击队，先后六次乘火车到水害最严重，几乎淹没铁道线的车站、区间抢卸块石、土毛子等抢险路料，加固被洪水围困的路基。每一次抗洪我都带着照相机在现场拍照，争分夺秒拍下大家抗洪抢险的一个个精彩瞬间。同时，我还放下相机拿起工具，抢着和大家一块干活，抢卸路料，做到了拍照抢险两不误。

2003年春天，发生了“非典”疫情，我背着照相机冲上了单位抗击“非典”的最前线。在旅客下火车的出站口、在进站的候车室入口、在人流涌动的候车室和站台上，我拍下了客运职工不畏艰险，身穿防护服为上下车旅客测量体温的工作场面，拍下了候车室进行消毒和大搞卫生的照片。

同时，我还多次在有严格保护措施下走上站台靠近列车，近距离拍到了从火车上转交疑似“非典”及发热病人的照片。在现场只有我一个人是使用照相机的媒体通讯员，我用此难得的机会连续按动快门，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留下了许多抗击“非典”难得的历史资料。

2013年10月，我退休离开单位时，留下了满满5抽屉拍过的胶卷，还有使用数码相机时存储在百余张光盘里海量的资料照片。在这些资料的保存过程中，我把每一个胶卷、底片、光盘分门别类，写上拍摄的时间、地点和内容，日后使用查找时非常方便。不夸张地说，我保存的这些底片、光盘就是我拍照20多年火车站的“活地图”和“档案袋”，查找任何一段历史都特别快捷和方便。

当年领导让我拍照片时，并没有说过要保存底片。是我经过了长时间的拍摄之后，产生了“今天的照片，明天的历史”的想法。我计算了一下，在单位工作的20多年中，我用过的各类相机有18台之多。

20多年里，我用这18台照相机记录了我们单位在铁路运输生产、服务旅客中的经历和变化，记录下了铁路局和火车站的许多重大活动。我为此特别自豪，因为我用18台照相机，记录了中国铁路的前进和发展。

□刘海楼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