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蒙古来北京打工时，刘丹红想的很简单：作为农村人，只要到城里有人用，按时开工资，签不签劳动合同无所谓，缴不缴社保没关系。可是，在工作中被玻璃砸伤后，她才发现有没有劳动关系不仅待遇差别很大，所面临的风险也迥然不同。

“由于公司不承认劳动关系，我没有认定工伤，也没法享受工伤待遇。如果老板现在没钱了，或有钱不给了，我受的伤害恐怕就没人管了。”刘丹红说，她还有很大的一个顾虑，那就是公司所说的，她是老板个人雇佣的，与公司没有关系。

“一开始，我没弄清公司这样说是什么意思，甚至认为老板雇佣与公司雇佣是一回事。后来才知道，这家公司是老板一人创办的独资公司，如果公司无力赔偿、老板也不赔偿，我还不能以老板的家庭财产进行索赔。”刘丹红说，好的一点儿是截至9月6日公司没有上诉，法院凭微信转账记录认定她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判决生效了，她要抓紧时间认定工伤并进行索赔。

入职六年未签合同

遭遇工伤公司拒赔

刘丹红今年25岁，高中毕业即来北京打工。由于没有学历和专业特长，她对从事什么工作及给付多少工资待遇没有特别要求，只要老板按时开工资就可以了。

2011年6月10日，刘丹红来到北京一处建材市场转悠。在这里，经一家经销玻璃建材的公司员工介绍，公司老板何芳与她见了面，经商谈公司决定留用她。

公司在建材市场的主要业务是合同洽谈、运销玻璃，刘丹红在店面里担任勤杂工，除帮忙装卸车辆外，再干一些打扫卫生、传送单据之类的工作。

看到活不累，每月还有4000元工资收入，刘丹红很知足，就安心地干起来。至于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等事情，她连听都没听说过，更不会向老板提出这些要求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已是2017年。这年11月8日，刘丹红在帮忙装车时，有数块玻璃滑落，造成其头部、肩部、腿部多处受伤。因伤势严重，她被送往解放军总医院紧急抢救。

在住院治疗被期，公司通知刘丹红的母亲到医院护理她，并支付全部医药费、护理费、伙食费和营养费等费用。随着费用的增加，公司开始拖欠。到了最后，竟然停止支付一切费用。

申请工伤认定遇阻

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住院期间，刘丹红及其母亲经多方打听，才知道她的伤属于工伤。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可以享受工伤待遇。而要享受工伤待遇，首先要认定工伤。

一开始，刘丹红试着让公司为她申请认定工伤，公司以各种理由一再推拖。无奈，她只得自己前往人社局申请。人社局工作人员告诉她，要认定工伤，需要证明其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直接证据是劳动合同。

“我没有劳动合同，也没参加社保，人社局告诉我，这种情况下，公司应按法律规定标准支付工伤待遇。”刘丹红说，她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怎么证明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在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李丽辉帮助下，她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确认其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我没打过官司，不知道什么是证据。”刘丹红说，在李律师手把手指导下，她从银行调取了交易明细，又将微信转账记录打印出来。这些银行交易记录显示对方户名为“何芳”，微信转账记录显示“转账来自何芳”。不过，这些记录均是2015年8月21日之后的，此前的工资都是通过现金方式发放的。

刘丹红说，她还找到一些与同事小梅、呼娜等人的合影照片、暂住证，以此证明自己曾在公司工作。

同时，刘丹红还提供医院住院病案、收费票据等。其中，住院病案首页显示工作单位是公司，地址在建材市场，住院收费票据下方有“何芳”字样的签字。

根据上述证据，仲裁委裁决确认：刘丹红与公司自2011年6月10日至2018年9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聊天记录锁定事实

公司狡辩被判无效

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

法院庭审时，刘丹红又提交她及母亲与老板何芳的微信聊天截屏，还原案件相关事实。其中，刘丹红母亲的聊天记录显示：

“何芳妹，自从刘丹红11月8日在店里被玻璃砸坏后，我就来照顾她。5个月来家里一直没有收入，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现在，我女儿需要营养，家里念书的孩子需要开销，希望把刘丹红截至2018年4月的所有工资和我从2017年11月16日到2018年4月9日的陪护费给我。”

老板何芳的回复显示：“这几天你不要我也准备和你商量了，刘丹红的工资少不了，你的工资家里挣多少我给你开多少，多了我也负担不起，出了这事儿已经花了20几万了，再加上你们工资合30多万……”“我先给你转2万，你先花着吧，算丹红的工资”。

老板何芳还回复称：“一会儿把工资给你算一下，该给你的一分也不会少，多了我也没有，海南的工地都停工了等钱用，贷款还没有下来，我比谁都困难，砸锅卖铁给你看病，再困难给你开工资。”

“2017年2月17日至2018年1月17日计44000元，请假6天，扣除已开支的，余下19200元；2018年3月5日开工至9月5日，6个月24000元，你母亲陪护1500×4=6000元，再给你19200元+24000元+6000元=49200元。此外，给你的吃饭零用钱8000元不算了。”

刘丹红给何芳的回复是：“何芳姐，这是合法合理算的？你给我的太少了！”

此外，刘丹红及其母亲与何芳的通话录音有这样一段内容：“平时搬玻璃都没事……小刘在我这里上班多年，她出事我很难过……我知道你是属于工伤，你不是工伤我也不用管这么多……”

公司辩称，银行交易、微信转账系何芳个人向刘丹红转账，所转款项是劳务费，与公司没有关系。对微信聊天截屏及通话录音光盘真实性认可。

公司辩称，刘丹红系何芳个人雇佣，但未提交相应证据。另外，刘丹红在仲裁申请时自述其于2017年11月8日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即使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亦应确认至2017年11月8日止。

对此，刘丹红解释称，当初去仲裁立案时是没有写这句话的，是仲裁委要求她加上去的，后来在仲裁开庭时已经把这句话去掉了，也和仲裁员说了这个情况。

法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中多次显示刘丹红系在工作中受伤的事实，亦显示何芳存在向刘丹红支付工资的行为，公司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亦无异议，且认可何芳系公司的投资人、法定代表人，亦存在向刘丹红发放款项的行为。公司虽主张刘丹红系何芳个人雇佣，但并未就此提交相应证据，故应承担不利后果。

现刘丹红提交的证据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其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故对其主张予以采信。关于劳动关系确认的时间，公司虽主张刘丹红在仲裁申请时自述于2017年11月8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但刘丹红就此已经作出解释，根据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亦证明双方在刘丹红受伤后一直协商看病及赔偿事宜，并未显示刘丹红存在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据此，判决确认双方在相应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本报记者 赵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