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自小便跟着村里的教书先生念私塾，那时外公家里孩子多，外公是长孙，所以才读书识字，而外公的几个弟弟小小年纪便到地主家当长工，供外公读书。

后来，外公考上了师范学校。开学那天，外公的弟弟送外公去学校，在校门口说，“进了学校若有人问起那个牵毛驴人的是谁，你就说我是你家长工。”

弟弟的一句玩笑话，让外公难受了好久。外公师范毕业后，当了一名教书匠，后来又调到乡公所做文书。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急需人才，将外公安排到了教育部门，负责小学的修建工作。外婆说，那段时间外公忙得几个月都不能回家一次，即便在镇上建小学也“三过家门而不入”。

那时，外公白天忙学校的事情，晚上还要在识字班教社员识字。新中国成立前，农民读书的不多，学校办起来后，前来读书的人也少，大点孩子要在家照看弟妹或帮着干农活。外公以身作则，把家里的孩子都送去了学校，还让几个弟弟晚上上识字班识字。

我大姑是镇小学第一批毕业生，那年她们班11名学生考上了县中学。后来，大姑因要照顾生病的祖母，初中没读完便辍学了。村支书知道大姑学习好，让她选择当大队记账员或民办教师，大姑选择了教师。

那时我们村刚建了小学，说是小学其实是旧庙，里面放了几把桌椅。学校就大姑一名教师，还有一位烈士的父亲当校长。学校只有一二三年级，到了四年级就转到镇上小学读书。因为我们村和镇小学隔着一条小河，夏季河水泛滥，水漫过了桥面，小孩子上学就需大人接送，考虑到这种情况，村里便成立了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在本村读书。

大姑一人教三个年级，教完一年级的课程让学生们自己做作业，然后再教二年级，教完二年级再教三年级，三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而且大姑还是“全能教师”，不仅教数学、语文，还要教音乐、美术、体育。有些家庭因孩子多，大孩子需在家把弟妹照看大才能上学，大姑班里有的学生比大姑年龄还大。大姑说，那时她挨家挨户宣传学习的重要性，很多学生都是她引导入学的。

1978年，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就读本地师专，两年后师专毕业，留在了市里教高中。那时，乡镇初中小学还以民办教师为主；科班师范生，城市高中或初中都争着要。

1983年我上小学，村小学已经搬出了旧庙，旧庙改为育红班，村小学是新盖的红砖房，但房子窗户不大。阴雨天教室里便看不见黑板，又时常停电，所以一到阴雨天老师便教我们唱歌。

1993年，我参加高考，班里学生都不愿报考师范，当时教师工资并不高。那年，我们班高考落榜的几位同学被本地电大录取，因为山区中学缺英语教师，电大就面向山区培养英语教师，工作一年后转正转户口，工资待遇比城里教师还多一部分进山费。

4年后，我大学毕业，教师工资待遇也大幅度提高，教师成了令人艳羡的职业，也成了高考热门志愿。

三尺讲台折射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流年变迁，单从教师学历便可知晓国家和社会对文化的重视和投入，从小学毕业生教小学，到研究生也参与到小学教师岗位竞争，园丁的“门槛”不断提高，让人感到满满的欣慰和自豪。

□马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