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从床底下找东西时，无意中发现了我的工作证、高教自考单科合格证、计划经济年代的粮票等旧物件。凝望着这些“实物档案”，我的记忆一下子拉回到久远的过往。

1988年，落榜后的我来到北京，寻找新的人生理想。那时候，粮食紧缺，需要有计划的分配。凭票购买的还有猪肉、布匹、食用油等。我是成年男职工，单位每月分配给我的粮票是40斤，女职工好像是32斤。40斤，对于我一个十八九岁、饭量特别大的小伙子来说，根本不够。于是，我就给父母写信求助。接到信件，父母亲就拉着粮食到县粮食局换全国粮票，然后给我寄到北京。

1992年底取消粮票，我也就不再让父母补充粮票了。手头上攒下的一堆粮票，自然成了废纸一堆。现在可能算实物档案或者“文物”了。

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中建一局五公司承建了多个亚运会工程，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建设经验和成果，于是我被借调到公司宣传部。因为是借调，当然没有工作证了。到了1992年10月，我由借调变成正式调动。一天，公司干部科一名同志给我送来一个蓝色小本本。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编号为0365号的工作证。

捧着精致的、带着钢印的工作证，我当时特别激动。因为“职务”一栏里填写的是干部。你想嘛，那个时候，一个人能成为国家干部，那得多神气啊！

在如今信息化发达的网络时代，工作证不再是唯一证明工作背景的有效证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权威地位，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我的这本工作证，它不仅仅是一本小小的工作证，还是一段历史，反映了我们中建一局曾经一个时代的管理印记。

进入公司宣传部后，新的岗位、新的环境，没有让我兴奋多久。我曾为没有大学文凭而自卑。与周围众多拥有大学学历且经验丰富的同事相比，我自觉学识有限、能力不足，胜任工作实在太难。“下功夫吧，唯有学习才能提高自己。”琢磨来琢磨去，我发现没有捷径可走。“别人能做到的，我一定也能做到！”我暗暗鼓励自己。

对前程的忧虑，对知识的渴求，使我重新走进了课堂。那些日子，我出门办事、探亲回家，无论走到哪里，书籍都是我最亲密的伙伴。夏夜里，我忍着酷暑炎热、蚊虫叮咬，伴着孤灯，冷水泡着双脚读书到深夜；冬日里，我顶风冒雪，骑车往返50公里到人民大学上课。每天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时，已是夜里11点多，累的连饭都不想吃，就泡袋方便面对付一顿，第二天照常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半的不懈努力，我终于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文凭。为了更好地为企业生产经营服务，我还坚持学习现代企业管理、建筑技术等多方面的知识，考取了建筑工长本和预算本，努力丰富自己的知识宝库。

追忆往昔，展望未来。现在，我更舍不得处理掉这些似乎没用的东西了。这些东西，虽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已经成为我冷暖人生的慰藉。

□祁飞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