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老家管压岁钱叫年钱，管发红包叫散年钱，年钱承载了我们儿时关于过年的大部分期待和记忆。

今年的三十儿，吃罢年夜饭，只见父亲一边从钱包里拿出一沓崭新的百元大钞，一边说：“今年苹果卖得不错，给你们每人加到500。”父亲是用了心的，不假揣测，这些新钞定是年前拿着存折专门到银行换的。而我这时也“不甘落后”，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沓新旧不一的人民币说道：“今年发年终奖了，老爸、老妈每人1000，妹妹要多少发多少”。父母略有迟疑地接了过去，似有嫌多的意思，而妹妹则脱口而出：“我要2018。”这时，我不经意间瞥了父亲一眼，捕捉到了他眼神里的一丝落寞和诧异，是自觉红包显小的相形见绌，亦或是自感与时代脱节的局促不安？我没有再多想。在家人团聚、畅叙亲情的不眠之夜，我们不出三五句便自然聊到了小时候，关于逝去的年代，关于往日的风物，关于春节的记忆，我们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

略能记事的时候，一直是爷爷当家，对父辈们不怒自威，对我们又倍极疼爱。每当年三十儿，爷爷总会趿拉着鞋，从兜里摸出一把钥匙走向炕对面的红漆柜子。每当这时，我和妹妹总会凑过去一看究竟。只见柜子里面用厚厚的牛皮纸里三层外三层包了三个，一个卷成筒整齐地“码着”各个年代出厂的硬币，一个包着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粮油布票，一个包着从一分到一百元不等的纸币。这时候，爷爷就会将中间的那包打开找出一沓五角新币，每人反复数十张，然后说：“今年就攒了这么多新的，每人5块。”5块，这是略能记事以来每年压岁钱的“起步价”，几天走亲访友下来竟也能凑个几十块，然后再将厚厚的一沓毛票到小卖铺换成几张“大团结”。这在一袋汽水、一根冰棍一两毛钱的年代，可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几十张崭新的老五角可是爷爷平时日积月累、一张一张攒下来的，每年如是，只为年三十儿这次。后来，我一直在假设：要是爷爷能活到现在该有多好，我们兄妹俩肯定会包一个大大的红包孝敬他老人家，而他肯定会叼着烟袋趿拉着鞋在他的牌友中炫耀一番。

儿孙满堂的欢愉总是短暂的，爷爷的年钱停留在了小学二年级的春节，老版的人民币、红漆的柜子、黑白的电视也随着爷爷的离去和新式家具的添置而被大时代遗忘在了小角落，后来就有了父辈们的年钱。那时，普罗大众的生活总是拮据而不失温情。每有亲友散年钱，我和妹妹开始都会假装“认真”地推辞几下，然后“勉为其难”地收下。直到2014年的马年春节，我第一次认真且坚决地拒绝了亲友的红包，有了第一次给别人散年钱的经历，也就从红包的受事者蜕变成了红包的施事者。

从5角面额到百元大钞，从5块钱标准到2018，从牛皮纸到银行卡，从现金到电子支付，从收红包到发红包，一份小小的红包，承载了我们关于成长的微妙记忆，关于时代变迁的家庭留痕。惟愿岁月的脚步可以慢一点、再慢一点，父亲仍然是那个可以决定红包大小的当家人，母亲仍然是那个可以收到丈夫、儿子、女儿三份年钱的幸福女人，妹妹仍然是那个可以任性决定年钱的小女生，而我有他们就刚刚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人生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状态。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祖孙三代的小红包，也改变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及亿万个体的命运，铸造一个人人逐梦的大时代。我怀念那个人声鼎沸的年代，更期待个人梦照进“中国梦”的那一天。

□慕雷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