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用人单位是不是存在劳动关系，决不是发不发工资那么简单。它不仅事关职工眼下的切身利益，还与以后的养老医疗待遇息息相关。下面三个案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因无法认定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进而导致职工无法享受工伤待遇或索赔受阻的情况。

因此，为了确保自身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劳动者均应以此为戒，入职后一定要及时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务必要摒弃单位只要给工资就行了、与单位存不存在劳动关系无所谓的想法。

案例1

无法认定劳动关系

农民工不能享受工伤待遇

四十多岁的张全海在老家干过木工活儿，经老乡介绍，2015年4月1日他来到北京一家木器加工厂打工，每月工资7000元，通过现金形式发放。

该加工厂有几十名员工，有些人签订了劳动合同，有的没签。张全海入职后，加工厂未与他签订劳动合同。老乡让他去找老板，他不愿去：“咱就是个农民，在北京打工早晩也得回老家过日子，签合同有什么用啊！老板找我就签，不找我签也无所谓。”

张全海每天早晨8点上班，本应该下午6点下班，但经常加班到深夜。每逢周六日和法定节假日，他总被要求加班，厂里却未支付加班费。

2016年11月2日，张全海工作时被机器碾压了左手，工友将他送到医院接受住院治疗。加工厂没给他缴纳社会保险，医疗费全部由他自付。因伤势严重，出院后无法上班，他就回老家养病了。自此，加工厂不但没有打电话问候，还停发了工资。

张全海想通过认定工伤得到相应的补偿，但申请工伤要先确认劳动关系，当他找到木器加工厂时对方竟称与他没有劳动关系。张全海寒了心，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木器加工厂存在劳动关系、对方支付拖欠工资和加班费。

案件审理时，从仲裁请求到事实理由，张全海只是口头陈述。仲裁员问他是否有证据提交时，他一概回答“没有”，还不以为然地说：“我在加工厂工作是真的，在干活儿时受伤也是真的，我不说瞎话，你们得相信我！”单位一方未出庭也未答辩。

仲裁委认为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应以双方建立有劳动关系为前提，张全海未提供确实有效的证据来证明其与木器加工厂存在劳动关系，其所有申请请求因证据不足被驳回。

拿到裁决书时，张全海很后悔：“一直以为我干活老板给钱就行了，没想到劳动关系这么重要，因为无法认定我与加工厂存在劳动关系，最终导致我无法申请工伤、维权得不到赔偿。”

案例2

未弄清与谁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董事索赔受阻

2014年12月，由A、B、C三家企业共同出资成立了E公司。2015年1月1日，张颐胤开始在E公司担任董事。从当月起，该公司为他缴纳社会保险费、支付工资，但未跟他签订劳动合同。

张颐胤介绍：“2016年12月31日，我被E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随后，我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仲裁委对此案进行审理后，裁决驳回了张颐胤的请求事项。于是，他又到法院起诉。

法院审理时，张颐胤主张他从2015年1月1日起与E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6年12月31日被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为了证明此说法，他提交工资卡银行对账单、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作为证据。

E公司代理人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称：“张颐胤从2014年1月1日起在我公司的股东之一C公司工作，是那家公司的职工，由他们支付工资、缴纳社保。2015年1月1日，他被C公司派到我公司担任董事，两家公司协商后决定由我公司向张颐胤代为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之后两家公司再进行结算。2016年12月31日后，他自行不再到我公司上班。他与我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我公司没有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义务，因而不同意他的各项诉求。”

说罢，E公司提交2014年1月1日张颐胤与C公司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C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书》、E公司首次股东大会决议、监事信息表等证据予以证明。其中劳动合同书上有张颐胤签字及C公司公章；《情况说明书》载明，C公司与张颐胤于2014年1月1日签署劳动合同，该公司参与投资设立E公司后，于2015年1月1日委派张颐胤担任E公司董事职务至2016年12月底，张颐胤系C公司员工，与E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他在E公司工作期间的劳务报酬由C公司委托E公司代为发放；股东大会决议载明召开时间为2014年12月16日，选举张颐胤等人为E公司董事，组成第一届董事会。

张颐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表示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法院认为，张颐胤认可其与C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于相应期间在C公司工作。虽然他主张已经与C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自2015年1月1日起任职E公司，但对劳动关系的解除他未能提供任何证据。

根据双方陈述及证据，法院认为虽然张颐胤到E公司工作后由该公司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但他与C公司未解除劳动关系。考虑到C公司是E公司的股东，其委派职工到子公司工作不违背常理，因此法院对张颐胤与E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据此，法院驳回了张颐胤的诉讼请求。

案例3

不符合法律特征

舞蹈教练提供4年劳务

“我是2005年7月1日入职某文体中心工作的，可在法庭上，中心偏说2009年7月1日才跟我建立劳动关系。之前4年我做同样的工作，怎么就不是劳动关系啊？”说这话的是舞蹈教练苏蕰娜，近日因劳动纠纷与单位对簿公堂，在劳动关系形成时间的问题上双方发生分歧。

文体中心代理人刘主任解释：“虽然你是2005年7月1日到我中心上班的，但当时你是兼职舞蹈教练，每个月没有基本工资，仅以课时费来获取报酬，即代课多就多拿钱，不代课就没收入，这期间你的社会保险也是由第三方公司代为缴纳的。2006年，你因为生小孩休了一年产假，这期间没代课，所以中心也没有支付工资，对吧？”苏蕰娜没说话。

刘主任继续说道：“中心领导看你教得不错，就从2009年7月1日与你签订劳动合同，将你纳入正式职工来进行管理。你的岗位没变，仍是舞蹈教练，可待遇不一样了，你每月工资由底薪+课时费+饭补+交通补等构成，并从此月起由中心为你缴纳社保费。所以，无论从工资构成、缴纳社保还是对你的管理，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都应该是2009年7月1日，之前4年是劳务关系。”

苏蕰娜认可2009年7月1日起双方属于劳动关系，但坚持认为之前4年也是劳动关系。

中心提供双方于2005年7月1日签订的《教练聘用协议》作为证据，其内容载明协议期限4年，约定文体中心负责安排课时，苏蕰娜要按时上课，保证教学质量；文体中心于每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苏蕰娜支付上个月的课时费。

苏蕰娜认可上述协议的真实性，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

法院查明，在争议期间双方签订的是《教练聘用协议》，文体中心未给苏蕰娜缴纳社会保险。在该期间苏蕰娜因生育休假1年，其休假天数远超过法定产假天数，且文体中心未向她支付产假待遇。此外，苏蕰娜认可这4年中心仅按课时费向她支付工资，从《教练聘用协议》内容及实际履行来看，这期间双方关系与2009年7月1日后有明显区别，不符合劳动关系在人身依附性、经济依附性方面的特征。由此，法院认为，仅凭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在相应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故对苏蕰娜的主张不予采信。

□本报记者 王香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