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作为一种灵活、自由的文体，活跃在五四以来的文坛，涌现出不少名篇佳作，如《鲁迅日记》《胡适日记》。这种毫无掩饰的本色文字，每读一次就如同经历一次人格的净化。手中的这部《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是教育家梅贻琦先生的人生实录与独白，更是这位“寡言君子”的心灵秘史。

这本书收录了梅贻琦先生从1941 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日记。当时，物价飞涨、生活紧张，不少教工兼职增加收入，而学校领导到处筹款，设法增加教职员工补助；经常跑警报，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当时敌机经常来轰炸昆明，日记中有炸毁联大财产，炸死联大职工的记录；校务繁重，梅贻琦同时掌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事务繁重可想而知；应酬频繁，为了维持联大，争取科研、教学经费，提高联大的声誉，要和政府、军界、金融界、银行界打交道，还要接待外国使团、学者等等。读者得以从中窥见梅贻琦的思想、情趣，感悟他的人格魅力。

日记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联大处在一个相当困苦的境地。一方面要忍受抗战岁月里的物质痛苦，另一方面还要躲避侵华日军的飞机轰炸。实在是让人慨叹薪火相传，弦歌不辍的困难。日记中曾有记载，一次日军轰炸之后，联大本部唯一的图书馆被日军飞机炸为平地，图书资料损失殆尽。蒋梦麟先生当时恰逢由重庆至昆明，视察校务。看到如此情景，蒋梦麟先生一言不发，呆坐于图书馆地基之上。梅先生几欲垂泪，然仍劝说蒋先生，好在人员没有损失，还有办法可想云云。

西南联大有不少学生积极投笔从戎，梅贻琦对学生离开学校感到十分惋惜。但在国家存亡之时，身为校长对他们这种爱国举动也不好出面阻止，尤其是也在西南联大念书的儿子梅祖彦面临是否从军的选择时，梅贻琦对儿子说：“你想去我支持，你不想去我也不反对，你自己做决定吧。”后来，梅祖彦应征入伍做翻译官，他的二姐梅祖彤也参加了英国人组织的战地志愿医疗队，是西南联大唯一参军的女生。一方面说明他是校长对自己的子女不搞特殊，也不强行为孩子做主；另一方面折射出他对抗战时期青年从军的基本态度。

梅贻琦办学的颠沛流离之痛，处处跃然纸上。如1941年7月21日，“住小店，住房为一院后草房，三床之外，别无他物，而尿臭潮湿之气与他处小店相同。十点初意因畏室中蚊、虱、臭虫，拟不入睡，但打开铺盖倒头就睡，顾不得许多矣。”7月28日好不容易到了成都，“七点半食稀饭未罢又有警报……男女老幼甚为拥挤，道旁近是稻田，无可疏散……”8月2日“到资中西门码头，摸黑上岸，泥水没胫。十二小时尚未得饮食也。”最后三位联大掌门、教授竟连船资也不够了，至8月3日，“到内江西门外码头，勉强凑合付清船资”。不得不在4日“借款五百元回旅馆，否则同人将无所得食也。”这足令后人窥见国难当头之际砥砺办学之志。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西南联大在战乱之中能够独立支撑，还能办得如此优秀，梅贻琦功不可没。人们避而不谈的是，在战乱结束之后，没有哪一家大学能够再现西南联大的辉煌，个中缘故，令人长叹。《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则体现了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的精神风貌，传承着一种历久弥坚的大学精神。这种精神，直到现在，仍值得我们学习！

□高中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