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在一所工学院读书。学校不大，五个系的规模，只有两座宿舍楼，紧挨在一起。读到大四，我们的宿舍搬至北楼310，六层公寓中最佳的楼层。这似乎已成了学校的一个传统安排，从楼层的位置能够看出学生资历的深浅。

那是一幢老式的楼房，宿舍窗外还砌了阳台，仿佛一只突破钢筋水泥欲飞的巴掌。闲暇时，我们可以翻过窗子到阳台上透透新鲜空气，不过很难晒到太阳。和北楼相隔十余米，是女生住的南楼，它不容商量地遮住阳光，只在黄昏时分才斜斜地、懒散地挤进几圈红晕来。

在这样简陋的空间里，我们吃饭、学习和睡觉，偶尔举举哑铃、清清嗓子，有时也一齐扯高音量同四楼或五楼六楼往下倒水的学弟们争吵，或趴在床上一边听收音机里的校园民谣，一边给女孩子写信。虽然隔着一段距离，但南楼的燕语莺声，还是会时不时地穿透空气，钻进我们的耳帘。这些声音，常令我们的心躁动不安。阿骆曾在秋天的某次晚自习后，用望远镜仔细窥视过那间窗帘没拉严的女生宿舍，后来被谁告发了，挨了同为女性的班主任的狠狠批评。

有一件事让我们不开心。310宿舍的对面不是宿舍，是卫生间。那时的大学宿舍，远不如今天这么讲究，一个楼层就东西两个卫生间，偏巧东面的正与我们对门，就总有一些浑浊的气体不邀自到地混进屋来。宿舍管理员在每周一次的例行卫生检查时，总给310亮红灯，为此，气质很佳的女班主任多次亲临指导卫生。这很令人伤神。那时我们公费生每月可领到32块钱的大学生补助，由膳食科折换成64斤饭票发放，但如果宿舍卫生一月亮两次红灯，就每人扣10元。其实我们真的很努力了，甚至在床铺下划一道白线，将鞋袜一律整齐地排放线内。我们向管理员解释，屋里怪味是从对面厕所飘过来的，他不予理睬。大家又联名向总务处递交了一份《关于北楼310屋内怪味的客观成因》的报告，亦未奏效。最后，八兄弟不得不坐下来，慎重地研究如何解决不扣补助的问题。

大家一致采纳了舍长大周的建议，即每月按时送两包茶花烟给爱吸烟的管理员。四块五一包，两包九元，平摊一人一块一毛多一点。效果还真明显，打那后，北楼310的卫生很少再亮红灯。

时光在这些琐碎中悄然流逝，因为年轻也就不懂得珍惜。毕业典礼后的那晚，系里安排会餐，大家都喝了啤酒，包括女生，在会餐结束时集体起立高唱《毕业歌》。然后，系领导和各班班主任到男生宿舍陪学生打牌，他们怕情绪高涨的我们干出砸玻璃之类的事来。将近凌晨一点，老师们困了，走了。想着明天就要各奔东西，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大家谁也睡不着，三五一伙地聚在那儿聊，发誓几年后一定要做上科长或是经理。那时的我们，是那样的单纯，对社会存有近乎完美的遐想。

大概两点多，南楼突然传来一阵尖细的哭声，这哭声，搅得我们心里也直往外泛水。大周从窗口翻到阳台上，抱着吉他弹起《友谊地久天长》，我们跟着跳出去，大声唱起来。南北两楼沸腾了，有人“哦哦”叫好。女生们打开窗户，倚在窗口合唱。一曲终了，大周吼着嗓子嚷：来一首《吻别》吧。那是一首当时刚刚流行的歌。那个凌晨，在吉他声里，北楼和南楼开始“吻别”，到后来哭声一片。哥们胡海翻进宿舍，用刀子在雪白的墙上刻下给未来学弟的箴言：莫等闲，空悲切，白了头。

住在北楼的日子，荒诞、忙乱、躁动不安。让我怀念。

□葛会渠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