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北京建筑业外来务工人员劳动权利调查报告》指出，北京作为全国特大城市，建筑工人数量庞大、工人年龄结构不断趋于年轻化、收入水平稳中有升，有关农民工的政策和法律越来越完善，农民工权益保护水平也显著提升。

但是，长期困扰建筑行业的层层转包、分包的包工制仍是业内普遍做法。这个痼疾不除，包工制下的劳动合同缺失、工伤发生率居高不下、职业安全教育的覆盖率不高等顽疾也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此外，法律培训与援助对保障建筑工人权利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有待进一步强化和扩展。

建筑工人权利状况不乐观 新生代务工者特点凸显

《报告》的第一部分呈现了建筑工人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和劳动状况。数据反映：建筑业农民工当中有97%是男性工人；40岁左右的工人是建筑业的主力军；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其中，最高学历为初中的人数最多。

本次调查反映出的问题是：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签订率仍然偏低；对劳动合同了解程度不足；劳动强度大、休息时间短等。这说明建筑业农民工群体的权益状况仍然缺乏有效的保障。

尽管建筑业工种多是高风险、重体力劳动，但年纪较大的农民工吃苦耐劳，加之需要养家糊口，故其择业的首要目标仍是建筑业。然而，在调研的对象中，仍然有近一半的工人年龄在40岁以下。

义联研究员介绍，在访谈中他们了解到，新一代建筑业工人具有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利用和参与程度更深、追求更高水准的劳动条件和职业前途等显著特点，对原生家庭和生活群体的依附程度也不断降低。

解剖高校讨薪个案样本 包工头参与维权有利有弊

《报告》第二部分介绍了近期发生在北京某高校的农民工讨薪案例，探讨了建筑工人集体讨薪事件中各方的利益关涉，解析了建筑工人在行动中动员的社会资源，展示了讨薪事件所呈现出来的工人维权行动新特点。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工人文化素质的提高，网络交往平台大大增进了工人之间超越传统亲缘、地缘关系的联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服了建筑工人对工作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的疏离状况，提升了他们对公共资源的可及性和运用能力，促进了工人组织程度的提高。

此次事件中，包工头作为组织者之一并未直接出现在现场，但其通过手机等工具进行远程“遥控”，提高了集体讨薪行动的组织效率。同时，由于其广泛应用互联网维权手段，有效改善了劳资双方地位不对称的现实，使劳资纠纷很快进入协商阶段，并在专业化机构的帮助下，使矛盾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高效的解决。

本次事件的另一大特点，是包工头充当了集体维权行动的组织者。由于工资分配的分歧发生在总包方和劳务公司、包工头之间，从而使包工头与普通工人的利益形成了一致，为二者结合行动提供了条件。同时，包工头与普通工人间除了乡缘和亲缘的联系外，他自己也是建筑工人，这些条件有利于包工头带领工人开展维权活动。

然而，当薪资纠纷发生在包工头与普通工人之间，或者包工头选择和建筑公司站在一起的时候，工人维权的组织性就将大大下降，不仅策略选取可能不当，工人们面对资方的分化以及政府部门的压力时也会更容易妥协。此外，包工头的参与也使讨薪的正当性评判产生了分歧，甚至可能出现包工头利用工人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的情况。

如果发生工伤等纠纷 过六成人选择诉讼解决

《报告》第五部分指出，互联网、市场化媒体不断发展、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开展，建筑农民工得到现有救济机制和其他社会群体关注与支持的几率持续提升。

在问卷中，调查者分设两个问题，分别针对在遭遇“非常事件”的情况下，建筑农民工寻求主流救济机制帮助的态度。结果显示，“如果发生工伤纠纷，您会通过哪些方式寻求帮助”的答案是，选择法律诉讼和劳动仲裁的占比为63.6%，选择找主管部门的比率为28.3%，找媒体、信访、自己承担的占比为个位数。

在“若发生工伤纠纷，您最期待哪一社会群体的关注”中，政府机关、公益律师、新闻媒体占前三位。其中，政府机关的选择者占三成以上。

由此得知，在工伤纠纷或欠薪等“非常事件”发生时，受访工人总体上更倾向于向常设部门和机制求助，同时，也期待律师、媒体等的关注。

□本报记者 赵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