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顾名思义，就是“属于公家的车”。公车至少在汉代就出现了。此后，公车使用制度日渐发展完备，不同级别的官员，在公车使用上也有严格的区别。

汉代制定了乘车规定

古代把车叫舆，历代《舆服志》中，对公车的规制有详细的记载。总体来看，就是公车的规格和乘坐人的级别挂钩，一旦违反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汉景帝时，朝廷制定了详细的车辆（指马车）使用规定，其中要求不同等级的官员使用不同规格的车辆，还要求商贾一律不得乘马车。按照规定，低级的官员不能乘坐高级的车子。同时，高级的官员也不能乘坐低级的车子，更不能在正式场合不按规定乘车。

史料记载，有一次，汉宣帝祭祀汉惠帝，不巧这天下起了大雨，道路泥泞，韦玄成等几位前来陪祀的列侯，就弃车骑马赶来了。事情传出去后，韦玄成等人被弹劾，削去了侯爵。韦玄成对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去世前还叮嘱子孙千万不要在坐车这种事情上犯错误。

汉哀帝时，豫州刺史鲍宣也因为没坐对车而被免职。按照汉代的规定，刺史应该乘坐四匹马驾驶的车，并且要配备车盖装饰。但鲍宣在巡视时，轻车简从，只用一匹马拉车，并且车上也没有规定的装饰。事发后，鲍宣因为违制被罢官。

宋朝以后流行坐轿子

东晋时期，国都位于江南，而南方的马又比较少，轿子开始流行，成为“公车”的重要形式。到了北宋时期，百官办公往往乘马，轿子是给重臣老病者的特供。宋室南渡后，百官普遍乘轿。此后历朝历代，轿子一直是“公车”的主要形式。

不同等级的轿子，区别主要体现在轿夫的数量和轿子的颜色。例如，明朝初年出台规定：三品以上的文官准许乘坐轿子，三品以下的官员只准骑马；勋戚、武官不管老少都不得乘轿；违制乘轿、擅用八抬大轿的，要受到严厉惩处。

惩处有多严厉？一次，一位四品官员离开京城办案，偷偷坐了轿子。谁知恰被朱元璋派出的耳目逮到。朱元璋毫不含糊地把那位超标用“车”的官员处死。不过，虽然明令禁止，但到了明中叶以后，律令松弛，百官不分大小纷纷坐上了轿子。甚至连举人、监生、秀才都坐起了轿子。

清朝伊始，鉴于公车使用的混乱情况，政府另行制定了严格的制度。例如，满族京官不分文武一律乘马，不许坐轿。但在特殊情况下，即同时符合“一品”、“文官”和“年老疾病不能乘马”三个条件，经过特许才能坐轿。虽然上有规定，但贪图轿子舒服、有面子，很多官员违反规定。乾隆的亲信福康安，身为武将，打仗督阵都要坐着轿子，还用了36名轿夫，轮岗抬轿。

“肃静”“回避”牌有级别

现在的戏曲和古装电视剧中，古代官员坐着轿子出场时，前面会有侍从打伞打扇，还会有人鸣锣开路，并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其实，这种规格不是随便什么官员都能享受。州县一级的官，出行时候只许用蓝伞、青扇各一，不能打“肃静”“回避”牌。不过，在清朝晚期，这些规定形同虚设，地方知县出行，仪仗大多违制，好不威风。

正因为官场风气普遍浮夸，清代官员如能做到轻车简从，不仅不会像汉代那样被撤职，反而会获得好口碑。晚清重臣曾国藩在这方面就是很好的范例。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在升为正三品后，按规定轿子应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但为人谨慎的曾国藩，在升为三品官后，没有增加护轿人，也没有把蓝轿换成绿轿。

不久后，曾国藩又升为二品，按官制，他的四抬大轿应该换成八抬大轿，但曾国藩还是没有增加抬轿人。曾国藩的做法给当时的官场某种警示，当时京城三品以上大员出行，有意无意都要向护轿的官员交代一句：“长点眼睛，内阁学士曾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

（据《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