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公职律师胡芳接到一个从广州打来的长途电话：“胡律师，4万元赔偿款公司转给我了，比仲裁裁决还多了1.2万元，谢谢首都工会帮我维权啊！”

打电话的是在广州土生土长、在广州工作的焦岩。北京的工会组织帮外地职工维权，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在广州赢了，单位在北京把我告了。”

2016年11月23日下午快下班时，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前台突然来了一个背着旅行包的小伙子，他急匆匆来到工作人员鲁晶晶的咨询台前：“我是从广州来的，想申请工会法律援助。”

鲁晶晶微笑着招呼他：“请坐。刚从广州出差回来啊？别着急，慢慢说。”

“不是的。我是广州人，一直在当地工作，今天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来北京。”见鲁晶晶满脸疑惑，他解释道：“我叫焦岩，在广州上班。去年4月被单位辞退。我在广州申请劳动仲裁赢了，可单位不服，在北京这边的法院把我告了。”

焦岩说，2012年2月15日，经朋友介绍，他来到位于广州的跶邕科技公司上班，岗位是产品测试工程师。入职后，单位一直没跟他签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去年4月13日被单位辞退。他在广州申请劳动仲裁维权，在当地工会组织的帮助下，去年7月底，仲裁委裁决跶邕科技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8万元。

“正当我等着单位支付赔偿时，突然接到北京这边法院的电话，说跶邕科技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在北京提起了诉讼。我从没来过北京，也没在北京工作过，却在北京成了被告，当时我都蒙了。”焦岩说。

鲁晶晶问他：“从广州来北京打官司成本很高，你没申请管辖权异议吗？”

焦岩点点头：“是啊，来北京一趟吃住行费用太大，也不方便查实案情啊，所以我打电话给法官，希望能将此案移送到广州的法院审理。对方说我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但需要当面做个笔录，然后再回去等结果。我想反正怎么着也得来北京一趟，为了尽快结案，干脆还是在北京审吧。去年11月30日法院开庭，我提前过来申请法律援助，请工会帮我打这个官司。”

“只要符合条件，我们北京工会一定帮你。”鲁晶晶一项一项地告诉焦岩申请法援要准备哪些材料：“这样吧，你把材料准备齐了明天过来，审查通过咱们当场就办案件委托手续，省得你来回跑。”

“太谢谢了，您想得太周到了！”焦岩一个劲儿地双手合十表示感谢。

“工会是为职工服务的，接了活儿就得干好！”

第二天下午，焦岩来到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填写了法援申请表。他是农村户籍，证明材料齐全，符合受援条件，于是，中心当即决定为他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但是，指派谁来代理此案却成了难题。原因是，一来时间太紧。11月30日就要开庭了，中间有两天是双休日，满打满算只有三个工作日，而焦岩是广州的劳动者，仲裁阶段又是在广州审理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完全了解清楚案情、研究出行之有效的诉讼方案和代理意见，难！

其二是胜诉难度大。焦岩提供的证据只有一份手机通话录音，能否被法院认定为有效证据是个未知数。一旦用人单位否认此证据，败诉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在广州申请仲裁赢了，到北京维权却输了，到时焦岩会不会埋怨首都工会组织呢？

市总工会每年都有签约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法服中心本可以将此案委托给这些律师事务所中的律师，但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确保为劳动者维权成功，难度太大了。而且审理此案的是远郊区法院，位置偏、路程远，更增加了代理此案的成本。

“咱们中心自己来做吧！”法服中心副主任柳艳与大家一商量，决定由经验丰富的公职律师胡芳与做事沉稳踏实的李颖一起来代理本案。

临近年底，每人都有一大堆工作要忙，胡芳手里即将开庭的案件就有两三个。接到任务后，她马上拿来焦岩的卷宗查看，可越看压力越大：“北京这边的法院审案非常严谨，此案职工要想赢，没有什么把握！”为尽快熟悉案情，她立即联系焦岩当面交谈。

“为了省钱，我从广州坐火车来的，舍不得睡卧铺，买的是硬座车票，就这样往返一趟也得500多元呢。到北京后我想在火车站附近找个便宜点的住处，去之后发现是地下室，又黑又脏没敢住，最后上网找了个小旅馆，夜里12点才住下。”焦岩说，为了维权，他从2016年4月被单位辞退后一直没找工作，生活比较困难，希望能尽早结束这起劳动争议。

胡芳安慰他：“既然你有这想法，我们争取进行调解。”

胡芳尚在哺乳期，本来应该每天提前一小时下班，可代理案件是个细活儿，她哪儿还顾得上啊。不光不能按时回去给小孩喂奶，周六日在家也得研究案件、写代理意见、计算赔偿数额，她说：“工会是为职工服务的，咱是工会律师，接了这活儿就得尽全力干好！”

“咱们把相关问题在这儿一块解决了吧！”

2016年11月30日，胡芳、李颖与焦岩早早来到法院。走进法庭，她俩发现用人单位的负责人未出庭，来的是代理人刘律师。

开庭时间到了，审判长的位置上还空着，书记员通知说，法官正在开会要晚一会儿到。正当胡芳想着怎样找机会提出调解方案时，两位陪审员说话了：“今天咱们双方当事人好啊，个个俊男靓女，面目慈祥，一看就知道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是啊，趁着法官开会，咱们先聊聊看能否和解。”

胡芳心想：哟，机会来了。她看了看刘律师，说道：“冤家宜解不宜结。焦岩在跶邕科技公司干了4年多，对单位和老板都有一定的感情，我们同意双方先沟通一下。”

刘律师马上表示：“我们用人单位也同意。”

“我供职的这家公司是私营企业，主要做GPS产品，以前销路挺好的，近一两年竞争特别厉害，公司经营开始走下坡路，所以陈经理让我不用每天去公司了，有活儿再通知我上班，没事就在家休息。”焦岩说，“2016年4月13日，陈经理打电话给我，称目前很多客户的合同没有签下来，公司运作困难，可能会倒闭，我继续留在公司也会因发不出工资而被欠薪，让我当日办理离职手续。”

焦岩认为，只要公司的产品还在销售，产品测试工程师这个岗位就不会少。他一打听，原来陈经理的侄子把自己的岗位顶了，于是，便去申请了仲裁。

“焦岩在贵公司工作4年多，单位未签劳动合同、未缴社保，2016年4月又被辞退，咱都是律师，您应该明白，单位的做法确实不符合法律规定，广州仲裁委裁决公司赔2.8万元也是合理的。”胡芳对刘律师说道。

“我明白。”刘律师诚恳地说：“陈经理说了，他并非不想补偿焦岩，而是公司经营确实困难，现在单位只剩两个人了，公司账面上没钱，他们每月的工资要靠陈经理在另一家公司工作的收入来发放。如果实在撑不下去，陈经理想放弃这个公司。而且听说焦岩胜诉后，还打算让公司补缴社保，那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呢。”

胡芳一听，原来对方担心劳动者再主张其他权利，小声跟焦岩和李颖商量后，她向刘律师提议：“咱们把相关问题在这儿全都一块解决了吧？”

陪审员赞同道：“这样好，省得以后再有纠纷。”刘律师点头同意。

“仲裁委裁决的2.8万元是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既然要一次性解决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全部劳动争议及社保问题，那么公司还要再额外支付相应的费用。”说着，胡芳把事先计算好的数字一一报给对方。经过双方一番沟通协商、刘律师与陈经理通话确认，最后单位终于同意向焦岩支付4万元赔偿。

法官回来后，为双方出具民事调解书，使这起从广州到北京跨跃2000多公里的劳动争议案件最终和解了。

走出法庭，焦岩对胡芳和李颖说：“感谢首都工会帮我维权，从广州到北京，工会都是我们职工的靠山！”

□本报记者 王香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