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4年国庆节后的一天，在拉萨我正做着回内地休假的准备，突然隔壁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我拿起话筒，原来是军区路晨副政委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解放军报的三位记者明天上午坐飞机进藏采访，要我做好准备，陪他们近日内下部队。

那时，西藏部队规定干部是工作一年半休一次假，假期3个月。1983年春天，我从日喀则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调到西藏军区政治部负责组建《战旗报》驻藏记者站，这是我开展工作一年多后的首次回内地休假，所以回内地的心情比较迫切。接到路副政委要我陪解放军报记者下部队的电话，我犹豫了一下，正想打退堂鼓，突然一想，自己是半路出家走上写新闻之路，又是半路出家当上记者的，为了有大的提高，很盼望有人指点。解放军报的记者在新闻报道方面都是很了得的，部队最权威的报纸的记者进藏，能同他们一起采访、一起写稿，和他们一块儿下部队，正好是自己向他们学习的好机会。因此，我就答应了下来。放下电话，我就找政治部领导作了汇报，并告诉他们我要推迟休假。

第二天上午，军区司令部派人派车，把解放军报的三位记者王文杰、季桂林、何家生他们从贡嘎机场接到了军区大院，安排住到了路晨副政委对门的那个军区首长小院里。下午上班的时候，我去到了路晨副政委的办公室，恰巧解放军报的三位记者，正在那里听路副政委介绍西藏的情况。我们互致问候后，我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赶在这冰天雪地的时候进藏，这时候我们都要想法下山，补充氧气和能量的，你们倒好，偏偏这时候上了高原。”他们说：“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向中央反映，说西藏高原部队在保卫边疆帮助地方建设方面，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军报领导就抽调我们进藏作一次多方位、多角度的全面报道。西藏的冬天是难过，可你们长年累月在高原都不怕，我们这么短时间，又能咋着。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体验。”接着，他们问我：“西藏哪个地方的部队最艰苦？我们这次进藏，要去最艰苦的部队采访。”我对他们说：“那当然是珠峰脚下的日喀则军分区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红色边防队’查果拉啦，艰苦上它和新疆部队的‘神仙湾’齐名。”我还告诉他们，我在日喀则军分区呆过几年，对那里的情况比较了解，对那里边防一线部队的人也相熟一些。他们听了我的介绍，就急不可耐地说：“明天咱们就去日喀则。”路副政委听后哈哈笑了笑说：“你们刚下飞机，连高原反应还没有开始，不能走，至少要在军区歇三四天或一星期，等高原反应稳定下来，不那么头痛心慌了，才能下部队。”路副政委告诉他们：“军区司令部的小车现在都外出了，找不出太好的车辆，只能让政治部派一台北京212吉普去，你们路上小心一点就是了。”

说是让王文杰、季桂林、何家生他们三位在拉萨适应几天，可为了这次采访成功，第二天，尽管他们已经有了强烈的高原反应，但都不愿老老实实地在屋里呆着。家生是带队的，他们俩在家生的带领下，跑书店买资料、去机关查地图、上街头观风情，一忙就是大半天。由于缺氧和寒冷，他们不住地喘气和咳嗽，但谁也不言苦。我让他们休息，有啥事我去办，他们说啥也不愿麻烦我，事必躬亲。

为了采访高原边防哨卡，我同他们一起，从樟木到察隅，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从西到东，进行了一次40多天的穿梭之行。采访结束后他们说：“西藏高原边防哨卡的艰苦，出乎意料；西藏高原各民族的爱国热情，出乎意料；西藏高原风光的美丽，出乎意料。”

□李荣欣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