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校园记忆的闸门，我的思绪一下子就停留在小学老师李友白的身上。

1967年，受文革的影响，没上小学三年级的我们，直接跳到了四年级，老师也由两条大辫子的袁老师换成了一头短发的李友白老师。当时，刚刚师专毕业的他，只比我们大12岁。由于他身材不高，又爱动、爱玩、爱唱歌，像个还没成熟的大哥哥。所以，他当班主任不久便与我们打成了一片。记得那年冬季的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学校扫雪。当大家聚精会神地堆雪人时，我们的背后却突然遭到了雪球的攻击。原来，袭击我们的不是旁人，而是班主任李老师。当然，引起“众怒”的他，自然也没得到啥好果子吃，在同学们的呐喊和追击下，他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追。后来，他不小心掉进了一个雪坑里，还没等他从坑里爬出来，全班40多个雪团儿便铺天盖地地向他砸了过去……

我们这个年级组共有5个班。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们班都是年级里的第一班。特别是在四（一）班至五（一）班的两年里，在李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班的学习和各项活动都名列前茅，并被其它班里的同学和老师们称为特殊班级。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个班的大多数同学都是部队大院里的孩子。所以相比较而言，大家的集体观念和组织纪律性较强。比如在四年级的第一学期，我们班就获得了“四个第一”，即：开学后交学杂费全年级第一；年级考试成绩及格率第一；文体活动全年级第一；劳动比赛全年级第一。其实这四个第一来之不易。就拿开学后收缴学杂费的事情来说吧，在开学之前，李老师就把全班每位同学都过了一遍“筛子”，并深入到困难同学家中了解情况。有一次，他来到我家，从奶奶口中得知，我家生活困难。于是，老师就想让我缓交一下学杂费。但奶奶却说：“李老师，就冲您每次不辞辛苦的家访和辅导我孙子学习，我们就是再难，也会从生活费里把学杂费的钱挤出来。”

在李老师当班主任的两年里，他的家访次数是最多的，平均每月一次。他不仅了解同学，帮助后进，鼓励先进，并始终与学生家长建立良好的关系。在老师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下，我这个爱打架的“小刺头儿”，第一批加入了“红小兵”，并成为班级里的文艺骨干。

后来，不知啥原因，我们五（一）班拆散了，同学们被分别安插到其它班里。我被分到了5班，班主任姓关，是个比我妈妈年龄还大的老教师。虽然她的教学水平很高，对我们也非常和蔼可亲。可是，不知怎的，友白老师的音容笑貌却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这可能是除了老师这个称呼之外，我们之间还有一种兄弟情谊吧！

之后几年，我再也没有见过友白老师。听说他调到了区教育局，后来又听说，他在一个印刷厂里当厂长。但不管怎么说，我的心却始终牵挂着他，就如同他当年牵挂着我们一样。

前年夏季的一天，我接到友白老师的电话，让我去某歌厅和同学们一起唱歌。其实，在几年前的小学同学聚会上，我和友白老师已经见过面了，并且不止一次。当我来到歌厅，看到已退休后，又在区教育系统的老年合唱团里当团长的他，手握话筒，和身边的一位女同学正合唱着一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歌曲时，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他当年在小学校用砖和水泥砌的主席台上和一位姓陈的女老师演唱男女二重唱的情景来。是呀，岁月催人老，但如果人的心不太老，他就会永葆青春！

□李庭义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