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底的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正在排练歌剧《和平战士》。这个戏围绕敌人派遣特务潜入开城中立区，杀害我方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军事警察姚庆祥排长这一事件，揭露敌人的阴谋，也反映敌我双方在板门店停战谈判会议上的激烈斗争。我在此剧中扮演了美方代表、敌联络官肯尼上校。由于缺乏实际生活，大家反映我演得不够深刻，我为此而苦恼着。

午休刚过，班长凌连进兴冲冲地从外边跑来，要我马上随文工团高队长去执行一项特别任务，说领导让你扮成一个志愿军记者随谈判工作人员去板门店体验生活。

车行不到半小时，板门店已在望，四个白色气球漂浮在半空，周围是红色的布幔。我的心不由得有些紧张。队长嘱咐我：“那里不是一般的外交场合，是敌我斗争的又一个战场，我们是去执行特殊的战斗任务，在那里只能多看、多听、多记，不能随意与别人交谈，尤其不准随意和敌方人员交谈，一句话说错了可不得了！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代表着中国人民志愿军。”

车子驶入会场，只见到处是穿着绿军装的人走来走去，有许多是敌方的记者。我转身用目光搜寻我需要的形象，可是周围都是敌方记者和士兵，还有几个美军军官，他们好像很注意我似的。我一转身，刚走几步，只见一个黑头发、戴眼镜、瘦瘦的亚洲人，身穿美国军装，抢上来拦住我去路，脸上挤出一丝微笑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问道：“请问……你……是……中国志愿军……记……记者吗？”我想起队长的指示，不敢答话，装着没听清的样子。忽然一只手从左边伸过来，抓住我的肩膀往左边一拉，便到了一个帐篷拐角后边。

拉我过来的原来是志愿军的真记者老张。我问老张：“他想干什么？”老张指指前边小声说：“你看！”我一望，只见两个美国军官拿着相机远远地望着我们这边，好像没拍成很失望。老张继续说：“刚才，那个日本人和你说话时，那两个美国人想给你们拍照，我一拉你，他们没拍成！”我问：“给我和日本记者拍照干什么？”老张说：“我估计，因目前我们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双方政府互不承认，如果把你们交谈时的情景拍下来，美方可能拿去造谣，说这是中日两国的官员正利用板门店会晤的机会进行商谈某个问题，这说明中共在实际上是承认日本政府的，你说我们岂不被动了吗？”我一听，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在一个帐篷中，我方联络官朝鲜人民军的张春山上校正在和美军联络官激烈辩论着，我仔细看了看美军联络官，是个中等个子，约40岁左右，精神疲倦的面容，一对蓝色的眼睛在他那瘦削苍白的脸上闪着狡猾的凶光。老张对我说：“他就是你要扮演的美军联络官——肯尼上校。”我说：“你帮我把他拍下来。”于是老张和我同时举起相机对准肯尼，正巧，这个轻浮傲慢、言语刻薄的家伙正把脚放在谈判桌上不停地摇摆，见我的相机对准他，连忙把脚放了下去，神情有些狼狈。在铁证如山的大量证据面前，肯尼死不认账，板着脸阴阳怪气地说：“不管是哪一方的飞机，都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怎么能说一定是联合国军的飞机呢？”我方代表：“铁的证据说明了是你们的飞机干的！”肯尼狡猾地说：“你看见轰炸机有几个发动机？”我方代表有力地反驳说：“这么说，你只有眼看着这架飞机飞到这里，从空中掉下来才能证明是你们的飞机？”肯尼有些狼狈，便顺手拿起桌上我方工作人员抽的“大中华”牌香烟盒，从中抽出了一支。机警的老张不失时机地“咔嚓”一声，把肯尼这个动作拍了下来……

在返回的路上，我思绪万千，这场“特殊的战斗”教育了我，使我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丑恶面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经过刻苦努力，挖掘角色内心的深度和广度，我在《和平战士》中由于扮演美军联络官肯尼上校出色，荣立了三等功，并因此获得一枚朝鲜军功章。

□陈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