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5年参加工作的，那时候我们村的公私合营工作刚刚完成，因为父亲是烈士，那是在抗日战争中，父亲是游击队员，在一次反扫荡中，被日本人打死了。作为一个红色家庭的成员，公私合营当然要有这样的人来参与了，村里的公私合营，更需要一个对党忠诚的人加入进去，所以，我进入木器厂时，还是一个不太懂事的小姑娘。

我虽然年龄小，可对党却是无比的忠诚，什么事都不忘为党着想，所以，在几百人的厂子里我负责财务工作。在工作上我积极肯干，一心为集体，入厂不久，就写好了入党申请书，由于我工作认真，党支部很快就把我纳入入党积极分子。当时的厂长是一个资本家，自己的厂子成了公私合营，他当然不死心，处处跟工人们作对，还有贪污行为，我负责财务工作后，很快就堵住他的食欲，他便伺机报复，当时我们厂有值班制度，一次在我值班时发生了火灾，厂里损失惨重，如果不是我戴着烈属的帽子，当时就会把我逮捕起来了。火灾不久，组织上取消了我入党积极分子的身份，上级组织了专案组进厂进行调查，我遂被隔离审查，无论我怎么辩护，组织大概对我失去了应有的信任，即使这样，我也没有失去对党的忠诚，一直配合这次审查，为专案组提供证据。

一连几天，我白天黑夜都面对着白墙上写着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我面对这种误解，心里矛盾极了，也痛苦极了，死的念头都有，可我相信党一定会把事情搞清楚。果然，经过几天的调查，组织上揪出了那个纵火犯以及幕后操纵者——厂长。当审查组的人说，“委屈你了”时，我泪流满面，紧紧握住审查组长的手，久久不放。

经受住了这次严峻的考验，党组织很快就批准我入党，为此，我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那天，因为高兴，我特意去一个姐妹处借来一双皮鞋，还做了一个“洋气”的披肩发，宣誓时，党支书嫌我的发型太“洋”，我只好把家里的一张赵一曼的照片拿来给他看，当看到赵一曼的披肩发时，书记才勉强同意我这种发型，虽然书记同意了，我还觉得身上少点什么，当时钢笔是时尚的物品，我没有钢笔，却看到了书记口袋上的钢笔，马上借来挂到了自己的口袋上，才照了这张照片，后来，我在照片的底片上，郑重其事地写上了“1956.5.23”这行对我一生都非常重要的数字。

几十年过去了，别的照片由于年代久远，大都散失，唯有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直到现在。

□郝云香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