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桂宏：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孙鹃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副教授

田 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副教授

胡颖廉：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

部副教授

团市委日前举办第三届圆明园论坛暨首都青年教师发展论坛，围绕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主题，多所高校的青年教师进行研讨交流，为城市发展支招。

来京外来人口

九成带配偶

孙鹃娟：目前，外来人口已占到北京常住人口的1/3以上，外来人口中超过70%是农民工，来源地覆盖全国29个省市，其中河北人最多，接近1/4；平均每个已婚农民工有1.25个孩子，来京的农民工有90%配偶和57%子女相随，务工经商占到流入原因的90%以上。

成年子女外出劳动工作，虽然提高了他们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能力，但大大削弱了照顾父母的作用，造成很多农村老人乏人照顾的局面，老人孤独寂寞、缺乏情感慰藉的问题日益严峻。只要存在着城乡劳动力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差距，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就将持续存在。各种农村留守人口问题也将长时期存在。

田明：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在城市间的横向迁移速度快，城市平均居留时间短，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由收入较高城市流向收入较低城市的比例，以及流向中等城市的比例显著提高。农民工更换工作对其工资收入有正向影响，更换次数越多，收入越高，但不是更换速度越快，收入越高。工作稳定性和流动性需要保持平衡，工作时间超过2年，工资收入由上升转为下降；只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才能通过更换工作获得更高收入；行业内的转换能够带来更明显的收入增加。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改进人口准入

杨桂宏：2013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2000多万，比上年末增长2.2%。在新增人口中，户籍人口占总量的39%，其中自然增长占17%，机械增长占22%。流动人口中，就业流动人口增加占46%。人口数量庞大，多年来被认为是北京“大城市病”的主因，因此严控北京人口数量形成社会共识。

以进京指标为核心的严格户籍管理制度，并不能实现人口数量控制的意图。要从观念意识上破除用户籍制度控制北京市人口数量的定式思维，在人口控制方面，不要把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分开来看。

在北京市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今天，企图通过控制人口数量来治理“大城市病”是不可行的，还得从社会管理上练内功，提高管理效率，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改进人口准入和人口结构，运用市场手段进行人口总量调控。同时酝酿户籍制度改革，通过积分制、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系列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政策，来完善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服务。

田明：城市规模不是城市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城市问题产生与是否能够“有效治理”密切相关。应以人为本，不能通过降低服务标准来达到降低人口吸引力的目标。相反，要进一步改善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要通过资源的疏解达到规模控制的目标。在产业、基础设施、社会等各个方面仍保持高强度的投资下，规模控制不可能实现。

建议完善

社区人口服务管理平台

孙鹃娟：北京对人口承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当前要加大对外来人口的调控和疏散政策。然而北京的发展，还离不开以低端劳动力为主的农民工群体。因此，相关部门应明确居住证的目标群体，按照权利义务对等、公平分流的原则，根据居住时间和贡献提供相应待遇，以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为居住证持有者提供服务。

在为所有外来者维护其基本生存权的基础上，对符合条件者及其家属保障其基本发展权应成为重点。同时设立合理的指标加分体系，考虑缴纳五险一金、纳税情况、特殊技能、居住区域、社会志愿活动等指标评定。此外由于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是管理的重点和难点，要由单一的治安管理向综合管理转变。不能把流动人口作为被管理的对象，而忽视他们的利益和需求。

胡颖廉：应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状况和人口分布动态监测机制，形成以公民身份证号为基准、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数据库，实行相关监测信息的共享。建设开发人口迁移分布和城镇化决策支持平台，系统评估人口分布合理性和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为政府部门科学决策和公共服务提供信息支持。

同时，建立和完善社区人口服务管理综合平台，承担人口登记、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及各类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及有关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事项的落实，形成以社区居委会为基础，公安、人口计生，劳动保障为骨干，社会组织为补充“三位一体”的管理网络，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