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劳动形态的重塑。其在便利劳动者提高工作灵活性、自主性、便利性的同时，也让劳动权益保障面临一些新问题。如何与时俱进筑牢数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篱笆，已成为一道必答的现实命题。

网络主播跳槽后，能否拿回“我的脸”；下了班还得微信办公算不算加班；多平台接单的外卖骑手受伤后找谁负责；“机器换人”之下绩效考核标准怎么定……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与此同时，劳动用工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不断涌现，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新挑战。（11月30日《工人日报》）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蓝皮书显示，从2012年到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50.2万亿元。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劳动形态的重塑。其在便利劳动者提高工作灵活性、自主性、便利性的同时，也让劳动权益保障面临一些新问题。如何与时俱进筑牢数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篱笆，已成为一道必答的现实命题。

数字时代，用工模式在管理方式、工作时间、报酬支付等方面呈现灵活性、多元性等特点，对劳动关系的认定带来新挑战。一旦劳动关系不成立，劳动者的权益将受到极大损害。同时，数字时代打破了传统工作场所物理空间的概念，工作场所办公和远程办公相结合的形式更为普遍，上下班的边界日益模糊，一些劳动者“下班不下线”，存在隐形加班、无偿劳动等侵权问题。

此外，数字算法愈发精准，劳动者与平台算法所建构的人与技术的关系，在实现精细化、智慧化管理的同时，也让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型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更加复杂。特别是数字鸿沟下滋生的隐性门槛，存在导致劳动者遭遇各种花式就业歧视侵权的风险，愈发考验着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和司法机关保护数字时代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智慧。

数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存在的上述问题，一定程度上源于法律和监管制度未能跟上时代发展对劳动权益保护的要求。综观现行劳动法律规范和监管制度对劳动权益的保护，均以成立劳动关系为切入点，已明显不适应数字化潮流中劳动者工作环境、工作方式逐渐数字化对劳动权益保护的要求。比如“下班不下线”的侵权问题，因现行劳动法未明确赋予劳动者“离线权”，而难以从根本上让劳动者远离隐性加班之苦。又如近年来上了热搜的“设定上厕所限时”、数字化远程打卡、智能坐垫监控上班是否“摸鱼”等职场现象，因现行法律和监管制度未对企业用工管理自主权的边界予以明确，以致相关劳动纠纷的解决长期陷入争议。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数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方面，不仅不能让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被“悬空”，同时也不能让执法、司法等部门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因此，不论是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出发，还是从提升监管效能、妥善处理劳动纠纷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考量，都应与时俱进筑牢数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篱笆。

对此，必须完善顶层制度设计。一方面，相关部门要通过适时修法、出台条例和司法解释等方式，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细则，明确界定数字时代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努力推动实现法律在数字时代对劳动权益的保障实现全覆盖。

另一方面，要着力构建线上用工监管模式。劳动监察部门要主动拥抱数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的新要求，把用工监管的范畴及时从线下扩展到线上，从而通过数字化的精准监管，为劳动者构建起完善的权益保障机制，实现数字时代劳动者的权利救济与维权支持。

□张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