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一个冬日的午后，党支部书记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说有事商量。原来，我们单位定点扶贫的村子急需一名小学语文老师，书记问我能不能去。

他解释道：“为什么选择你去呢？一是因为你是重点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二是因为你有教师资格证和作家证；三是因为你好学肯钻研、责任心强；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是党员。村小学已经跟上面打了报告，新老师一到你就可以回来。”

说实话，当时我第一个反应是——拒绝。身边有同事在那个兴集村驻村扶贫，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了解到那个小村非常偏僻，交通不便、条件艰苦，习惯了城市热闹繁华的我恐怕忍受不了那种生活。再说，当时我正在考“注安”工程师证，上着培训班，哪能半途而废？书记见我低头不语，便让我回家考虑考虑。

那天回到家，爸爸见我闷闷不乐，问我怎么了，得知原因后，他极力鼓励我去。我说：“耽误我考‘注安’证！”他说：“迟个一年半载再考不要紧。”妈妈也说：“对你而言，只是耽误你取证、评职称；对那些孩子而言，耽误的可能是他们的前途和命运！”这话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我辗转反侧了一夜，次日，收拾好行李，跟在兴集村驻村扶贫的同事先坐公交车、再坐私人中巴、最后开“11路”（步行），一路颠簸到了兴集村。

小学离村子不远，破旧的院墙围着一栋三层小楼，小楼旁边有一排旧平房，是宿舍。校长刚领我走到宿舍门口，两个小男孩就跑过来问：“这是新老师吗？”“是的，去帮赵老师打水。”校长跟我解释：“村子没通自来水，平时吃水都是从井里打。唉，条件差，留不住老师。”

校长告诉我，这所小学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班20来名学生，周边村庄的孩子都来这上学。全校加上校长才6名老师，师资特别紧缺，每位老师都身兼数职。

次日早晨，我打开房门，地上放着一桶清水，我心里暖了一下。走进教室，学生们“唰”地起立，整齐响亮地喊道：“赵老师好！”

我打量着讲台下的学生，他们大都十二三岁的样子，跟城里的孩子相比，他们的衣服没那么光鲜亮丽，神情没那么无忧无虑，书包文具没那么五花八门，一双双小手又黑又粗糙，一望而知经常干家务和农活。有几个学生稚嫩的背上还背着两三岁的弟弟或妹妹。他们的课桌虽旧却干干净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黑板，那副对知识强烈渴求的神态一下子打动了我。

中午，家远的学生在教室里吃饭，米饭、馒头、咸鸭蛋、炒土豆丝。吃完，到压水井边洗碗，然后回到教室练字、算算数。这情景令我生出几分愧疚——我得好好备课，不然对不起他们。

渐渐地，我发现这里的人对老师非常敬重。每天清晨，学生都打好一天用量的水，放在我宿舍门口；每个周末，家长或者校长都帮我拎行李、送我到车站；走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赵老师好。”每次家访，家长都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沏上茶、摆上零食、穿上见客的衣服招待我；隔三差五，我宿舍的窗台上就会出现核桃、红枣、苹果……

渐渐地，我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当孩子们学会一首古诗、流利地背诵时；当孩子们弄懂修辞手法、能熟练运用时；当孩子们语文测试成绩一次比一次进步时；当孩子们在全县作文比赛中获奖时……我深切地感受到我做的事多么有意义，再苦再累也值得。

新老师来了，我竟舍不得走了。新老师是师范大学的高材生，热情、开朗。交接时，我絮絮叨叨讲了很多，他专注地听、认真地记，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得更好……

回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新华书店买了很多书，寄到兴集村小学。

后来，我陆续从驻村同事口中得知兴集村的消息：“村村通”修好了、自来水接通了、公交车站设立了、学校翻修了、农家书屋建好了、孩子们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那段临时支教的日子，是我人生路上的宝贵财富，永远保存在我心底。

□赵闻迪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