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辛店二七纪念馆里，有一个“长辛店工人夜班通俗学校”的模型资料，为了了解这里面的红色工运故事，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工运研究所副所长关明，他将这个文物模型背后的工运历史缓缓道来……

从1920年4月开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在原工人子弟学校的基础上建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办学宗旨是“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北京大学学生会租了长辛店大街祠堂口1号的三合院作为校址。

劳动补习学校刚成立时，很多工人认为：“耍手艺的人，学这有什么用？”“我也不想往上巴结，费那个事干什么？”“要给窝窝头，我就去。”起初，来上课的工人寥寥无几。后经过党组织耐心解释，慢慢地，下班后主动来学习的工人多起来了。

关明介绍，作为推进工人运动的长期据点，学校分设日夜两班，日班是为铁路工人子弟而设，课程与普通国民高小课程略同。夜班为工人而设，课程有国文、法文（当时工厂被法国和比利时人控制）、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以及社会发展史、工人运动等内容。工人及其子弟“不论年龄大小和识字与否，都可入学”，还“概不收学费”。因开办经费太少，工人们的课本由北大学生们编印，纸笔也是北大师生们捐助。史文彬等还登报四处募捐，经费再不够时，由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约80元作为办学校和共产党北京支部的费用补助。

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员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具有良好的文化知识水平。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张昆弟、何孟雄、朱务善等人每周到长辛店住校一两天，晚上上完课后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每人一个月7元的生活费，他们却都省下几元钱买茶叶、糖果招待来上课的工人。工人们时常找这些教员代写家信，有病时也向他们讨教药方，甚至还请“先生们”帮助解决家庭纠纷。时间长了，穿短襟衣服的工人们和穿长衫的先生们成了嘘寒问暖的一家人。

对于夜班课本的选择，曾有过这样的争论：有人认为可以采用吴稚晖新编的平民常用二千字的课本，也有人建议采用日班学员使用的国文课本，但邓中夏主张另编课本。他认为应该把工人的生活，工人日常用的工具、器物都编在这课本里。要让工人读了书就晓得他用的老虎钳子怎样写、锉刀是哪两个字。为了强调工人团结，教员要进行形象的教育。如邓中夏讲授《工人最伟大》一课，当有工人问他，工人为什么受穷呢？他回答说：工人穷不是八字不好，也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军阀、厂主剥削工人劳动造成的。邓中夏告诉工人，要想不穷，大伙就得抱成团。团结起来。邓中夏后来总结说：“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

1921年5月1日，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在娘娘宫召开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代表也专程前来参加，《晨报》和《京报》的记者都到场报道。会议宣布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会成立。会后工人们举行了游行示威，散发传单以及《五月一日》和《工人的胜利》两本小册子，高呼口号“劳工万岁”“八小时工作”“一小时教育”“五一节万岁”“官僚是公仆，工人是神圣”等等。当天晚上， 工人们在娘娘宫演出了话剧和相声。邓中夏称其为“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

“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利用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等形式，把一盘散沙的工人组织起来，创造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走进工人的成功实践，对于总结探索20世纪20年代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模式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关明最后感慨地说。

□本报记者 余翠平/文 于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