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15万字三卷本《人世间》于2019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之后的一年，已届71岁的作家梁晓声又推出一部全新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这部关于女性命题的新作，再次击中时代的靶心……

这次梁晓声推出的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仍是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了普通人的奋斗史：一个1982年出生的女性，出生后被遗弃，但在随后的人生成长中的奋斗。

梁晓声为什么在文学写作中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原则的写作，把社会底层人物作为文学表现的主要对象，为普通人的命运和遭遇代言，进行社会诉求？因为他认为，他笔下那些普通人的人物形象，“使他感受到好人的力量、善的力量，这种善的力量正是推动社会进化的力量。”“如果我们的文学中缺少善，读者看了以后，心中原本柔软的部分就会变得不柔软，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啊！”现实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人道主义关怀，“现实主义不是一种陈旧的书写，它考验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是否客观、是否全面。”

这部小说《我和我的命》,聚焦于“命运”这个主题，并提出人有“三命”：一是父母和原生家庭给的“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实命”；三是个人文化给的“自修命”。梁晓声进而总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如同小说中的“我”，因为是女孩被父母遗弃，命运随之转变，从农家到了知识分子家庭，此后“我”在深圳找到爱情、收获友情、感悟亲情，然而“命运”却要“我”交出不到四十岁的生命……与此同时，原生家庭的亲情绑架从未停止，生活在底层的亲人提出各种要求，“我”虽然愤怒无奈，却也总是不能袖手旁观……一以贯之的是，梁晓声依然想通过此书来传达作为人的最重要的善良品质。

梁晓声写作《我和我的命》，还有着另外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思想表达：即要通过这本书确立社会生活中普通者、普通人的作用、价值和尊严，普通人所具有的可敬的那一面，为社会底层的社会大众树碑立传。

梁晓声在一篇《普通人要怎么度过自己平凡的一生？》的访谈中，曾这样说：“一个时期以内，我们的文化形态存在着我大不以为然的现象，一种对于金钱财富和地位的过分的、巨大泡沫般的追捧。而这实际上是对平凡普通人们存在价值的一种危害和杀伤”“人类社会的一个真相是，而且必然永远是——牢固地将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确立在第一位置，且不允许它被其他任何因素动摇或颠覆。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场，像平凡人们的社会地位的第一位置一样神圣。”

梁晓声多次表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拷问时代焦点、关注社会底层民众，是他自己永远不变的“文学情怀”，是坚持的“文学的本分”和作家的责任和担当，他要做“时代的书记员”，写出“能更客观更全面地看中国”的、富有时代性的作品。

其实，这很好地解读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作为文学读者，我们更关注的是所生活的这个外在的大千世界，希望从文学中看到反映普通人生活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以及作家们对当下焦点事件的感触和看法。文学如果缺少这些内容，就不免使人觉得缺少“在场精神”，与大众生活、社会现实有着距离和隔阂，而且很难反映时代精神，触动当下读者的心灵，当然也很难出现为时代和大众所期许的文学作品，而这样的文学，将很快被人遗忘……

□袁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