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诞生起就在与疾病作斗争，尤其是最易让人恐慌的大范围传染性疾病。在一次次疾病对人类意志、智慧、情感和道德的考验中，医务人员始终以专业精神、职业风范冲在最前线，手持科学的武器与病魔展开生死较量。在这个闪耀杏林的大医群体中，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教授就是其中一位勇攀科学高峰、护佑人民健康的医学家。

研究新冠肺炎治疗方法

到武汉现场去诊疗病人

2020年1月25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李太生就领衔近30位专家，讨论形成了《北京协和医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建议方案》。该方案提出的加强医务人员防护培训、强化早期筛查、规范重症治疗等观点，受到业界高度评价，并向全国推广。他因此代表医院参加了国务院疫情防控工作多部委协调会议并作为专家发言，提出在尚无有效抗病毒药物情况下，可考虑应用免疫球蛋白以及康复期病人血清抗体治疗的方法。

“之前有人劝我不必来武汉，但有些疾病的数据和症状，不在现场根本就不会了解，所以我必须亲眼去看看病人。能够到现场，就是来武汉最大的价值。”2月7日，李太生作为北京协和医院第二批驰援湖北国家医疗队队长来到武汉。在武汉连续工作一个多月以来，他每天都要进病房，疾病的复杂程度令他整个人一直处于战时的亢奋状态。“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一种肺炎，它更是一种感染综合症。我们发现重症病人的手指、脚趾，甚至整个脚部都出现紫绀的现象，这已经是弥散性血管凝血的表现了。从外观都能够看到缺血状态，说明脏器一定存在微血栓，甚至可能因此而加速脏器衰竭乃至死亡。”对此，他提出应尽早实行抗凝治疗的原则，给予低分子肝素治疗。

在这场与新冠肺炎疫情的遭遇战中，各地医务人员一致的感受是：危重症病人的病情瞬息万变，看起来很平稳、甚至出现好转的病人也可能急转直下。李太生认为：“不能被动防御，只有主动出击，才能达到降低病死率的目标。”

“当人类遇到新的传染性疾病，没有疫苗、又暂时缺乏有效药物时，靠的是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李太生说，“及早、足量地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有望提高病人的免疫力，有可能减少病情转化成危重症甚至导致死亡的概率。”

一系列原创性策略及措施使北京协和医院对新冠肺炎极危重症病人的“总攻”取得了可喜成果，先后有20多位病人成功脱离危险，转入普通病房。

坚持“冷门”研究另辟新径

治艾疗法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如果说，奔赴新冠肺炎疫情战场是英勇应战，那攻坚艾滋病毒的27年可以说是李太生矢志不渝的人生选择。

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王爱霞教授发现我国首例艾滋病人，直到1993年，全国8年累计报告病例仅1300例，这与中国10亿人口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从当时国内情形来看，选择研究艾滋病无疑是选择了“冷门”。但是李太生认为，中国必然要经历一个艾滋病暴发流行的阶段。1993年，他受国家教育部委派，来到法国巴黎攻读艾滋病专科医生学位，师从世界著名的艾滋病临床专家卡特拉玛教授和免疫学专家奥特朗教授。

当时，国际医疗领域认为晚期艾滋病难以医治，李太生凭借临床观察，挑战了实验数据的“权威”，并和导师在1997年共同向世界宣布：艾滋病病人免疫功能可以重建。多年以后，讲起这段经历，他仍然非常激动：“我是在一个最好的时期进入了这一领域，又在最好的医院里选择了最好的导师。当时大家都急于报告最新的结论。起初三四个月，我们的试验结论与其他实验中心相比并没有区别。虽然实验室数据没有改观，但是病人的身体状态还是很不错。我们坚持到第9个月时，就发现了艾滋病病人淋巴细胞亚群数目开始出现恢复和反弹。这一发现提醒我们，临床与基础医学很重要，坚持独立思考更重要。”

1999年，李太生被法国授予“优秀外国医师奖——维多利亚雨果奖”，成为首次获得该奖的中国人。1999年，他已成为国际抗艾领域小有名气的青年才俊，在博士答辩后仅一周，他谢绝了导师的热情挽留，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工作。置身于协和医院这一沃土，李太生团队仅用了10年时间，便让中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水平与国际比肩。如今，在李太生团队的努力下，中国的抗艾治疗方案成为迄今为止国际范围内性价比最高的方案，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模式。

目前，李太生团队建立的艾滋病综合诊疗“协和模式”，使病人服药依从性提升至99.2%，显著高于国际理想服药的依从性水平（95.0%），病人的机会感染率由治疗前的28.7%降至1.8%，年病死率低于0.3%，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人物简介

李太生，男，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清华大学医学院兼职教授。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国家首批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塞维雅”奖、吴阶平医药创新奖等多项荣誉。

□ 张方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