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和《汉书》等典籍中都有关于疫情的记载。《五行志》里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传染病的发生和防治情形。从各种文献记载来看，我国古代十分注重防治结合，尤其在国家安定、力量较强的时期，对传染病的控制最为有效。

东汉时期是我国疫病流行的爆发期，在其立国195年时间内，见诸史册的大型疫病爆发就有40余次之多，平均4-5年就大规模爆发一次，如东汉初年“扬徐部大疾疫，会稽江左甚”“会稽大疫，死者万数”，东汉中期“安帝初，天灾疫”“会稽大疫”“京师大疫”。

《三国志·蜀书》中记载：“会曹公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三国志·吴主传》中也描述：“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曹操“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可见曹军的粮草后勤或许严重依赖于水路运输，“火烧赤壁”很可能仅仅烧掉了曹操的运粮船。虽然因此造成曹军大量伤亡，但随之而来的缺粮以及疫病爆发才是进一步造成曹军大规模损失的真凶。著名的“七步诗人”曹子建记载得尤为详细：东汉末年建安22年（公元217年），中原传染病大流行，曹植《说疫气》中形容，“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在长时期与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人们总结出了丰富的防疫经验，提出了许多确实可行的防疫措施与方法，有些至今还流行。在周朝的时候，人们就用含有碳酸钙和磷酸钙的牡蛎及草木灰来防疫杀虫。《月令辑要》一书记载：“北人二月二日，皆以灰围室，云避虫蚁，又以灰围仓，云避鼠也。”而虫蚁、鼠是一些传染病的传染源。传染病给人类带来的极大危害，亦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在公元前3世纪，秦朝政府就制定了指定医生检查麻风病人的专门法律。

先秦时期，人们便已经意识到了家禽、牲畜和传染病的关系，因此开始实行人畜分离，为牲畜设立单独的“圈”。此外，古人对于饮用水源的保护也极为重视，例如为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人掉入，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有载“幂（盖）防耗损，亦防不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在疫病爆发时，也会将药物直接撒入井中用来防疫。同时，到东汉时，人们便已经养成了不食病死牲畜的习惯，如张仲景的《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二十四》中便有“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的记载。

“隔离”这一方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遭到极大的反对。晋时就有记载说当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不得入宫。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不仁”。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疫情出现以后，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这种措施。所以，尽管古人对防疫做了很多努力，其效果还是不明显。

尽管如此，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努力却从未中断。公元568年，河南汲郡首次出现了寺院传染病院。在西山寺，僧人们设立病房，“收养疠疾”患者。北魏“先于别坊遣医救护”，后又成立医馆。南齐还出现了私人医院，以弥补国家力量的缺失。隋朝与秦类似，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疠人坊”。唐时，疫情发生后，政府采取赠药、埋葬和在交通要道上晓谕药方的办法来加以控制。

□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