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学者必有师。韩愈《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受（授）业解惑也。”在《师友襟期》中，周汝昌先生既以饱含深情的文字讲述了许多引导他走上红学之路的师长前辈，还首次展示了大量难得一见的往来书札手迹。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晚清国学大师王国维概括的“成大学问者”的境界。假若《红楼梦》是文学崇山峻岭之间的“世界之巅”，那么周汝昌则是继胡适之后“曹学”之集大成者，坊间公认“当今中国红学第一人”。有统计显示，他先后出版了数十种红学专著，可谓“著作等身”。对《红楼梦》研究中涉及的“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各个分支，先生均有独到见解，这也是“红学界”的定论。在“红学”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先生的追求可谓执著，即使“骨瘦形销”也“终不悔”。即使耗到了“蚕丝尽、蜡泪干”的程度，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周，他还计划再写一部《梦悟红楼》的书，连“大纲”都列出了。“周汝昌先生是真正的红楼精神的痴情守望者”，当代红学家、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赵建忠撰文称：周汝昌对“红楼”痴迷到宁可自己和家人的生日不过，也要坚持每年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祝寿，大概“只有对《红楼梦》具有宗教般的感情，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红缘辐辏，蔚为大观。《师友襟期》既叙述了周汝昌先生研红路上相继结识的顾随、胡适之、邓之诚、陶心如、张伯驹等“鸿儒72家”，还列出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周汝昌与藏书家陶洙的奇缘，就缘起“红学”。 “说起来真够得上一个奇字”，仅因为知道周汝昌先生研究《红楼梦》，陶洙就觉得“有些事可以叙叙”。在《陶心如先生》一文中，先生深情地回顾了与陶洙交往的“秘闻奇事”。正如先生所言，二者“素昧平生”，又是“年大许多的长者”，却“如此屈尊下顾，贡此独知之秘”，这种赤诚若非痴爱《红楼梦》，大概已经很少有人能像周汝昌、陶洙他们能为一本书、一种文化而沉浸自得、怡然自乐了。

沈从文比周汝昌先生大16岁，是全国知名作家，两人还有过争论。“一日，上头通知周汝昌到部里开会……最后来的，是一位老者，穿着深色中山服，夹着黑色真皮包……一看就大有来头的那种”，“一进门，老者就跑到周汝昌的面前，握着他的手说，你就汝昌吧，你好哇，汝昌，久闻大名啊，汝昌”，这个老者就是沈从文。先生感慨，“沈先生见了我表现的那种热情亲切的风度，说明他真是一位忠厚长者，大度君子，没有任何世俗常态‘小气’。这样的学者，是真学者。我一直挂念……对我们来说……（学术争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这种认真执著的精神，以及不计得失的胸襟，这才是真正的学者精神。”

有人说，“知音难求。”而我认为，书音更难求，它虽不会开言，更不会辩解，但自有有缘人。静观周汝昌先生回忆师友间的陈情旧事，不仅有学问研究上的探与究，更有做人做事的方与圆。千秋一寸心，红楼无限情。那些书札、函件、手迹、题诗、赋诗照片以及先生与许多友人的留念合影，也都与治学研红有关。

什么是一位学者应有的态度与精神？《师友襟期》给出了“标准答案”，其中既是先生的治学底线和研红态度，还有红学大师周汝昌的“情怀”与“气质”。这些，都需要我们用眼去看，用心去读，用灵魂去感受，用行动去传承。

□刘英团